2 美国之音

北京是我做全职作家以后第一个住下来的地方。在我过去的人生岁月中，我的角色不是老师就是学生；而之前在中国的时候，我两者都是。从1996年到1998年，我以美国和平队志愿者的身份，来到一个叫涪陵的小城做英文讲师，同时我在那儿学习中文。

在涪陵师范学院，我的学生绝大部分来自农民家庭，师范学院把他们培养成英语老师，然后他们就去边远的中学任教。在上一代人中国人那儿，英语这个科目还是禁区：在文革的种种政治运动中，接触任何一门外语都是危险的事情。然而，在如今的中国，英语从小学六年级开始就是必修的科目，年轻的一代人对英语学习有着出乎寻常的热情。我第一年在中国教英语时，有时会怀疑，这门语言对学生究竟有没有实际的用处。在涪陵，一共只有两个外国人居民，我是其中之一；而我的绝大部分学生，等待他们的命运是去更为边远的地方教书。尽管如此，他们学习非常刻苦，尽一切办法搜寻所能获得的英语资料。晚上的时候，他们拿着短波收音机在校园里漫步，收听英国国家广播电台（BBC）或者美国之音（VOA）。

D.J.说：“彼得是我班上最笨的学生”

在我搬到北京之后，我常常感到自己迷失在新生活中：五月里一片混乱的游行、自由职业所要处理的琐碎事情、华尔街日报的那些放档案的柜子。然而，当我以前的学生打电话或写信给我的时候，所有这些不快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春天里的一个下午，我接到了吉米（Jimmy）的电话，他如今在长江边上的一条村子里教书。吉米的声音听起来激动不已；他交了个女朋友，他也很喜欢他的新工作。我问他教多少个学生。

“94个。”他说。

“多少个班？”

“1个。”

“你一个班有94个学生？”

“是啊，”他说：“教室里挤着呢。”

和吉米聊天过后，我试着去想象他工作的情形：在长江流域的边远村落教94个中学生英文。在我的办公室里，这看起来是件多么抽象的事——我对着的只是那些贴了标签的档案：

学生

风格

超级大国（新威胁）

迷信

茶

（译者注：作者此时在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站担任助理记者和剪报员，里面存放的档案按照首字母顺序贴了标签，以上五个词分别是Student, Style, Superpower, Superstition, Tea）

另一天，我接到了D.J.的电话。D.J.和我从前的许多学生一样，自己取的英文名字，没人搞得清他们取名的原因；现在他正在四川最穷困的地方教书。他一个月的工资不到40美金。D.J.的一个同班同学告诉我说，当D.J.收到他人生里的第一张工资单时，他兴奋得立即去买了个新的足球，然后自个儿踢了一整个下午。

“我为我的学生取了英文名字。”D.J.在电话里说。“大部分的英文名都来自我涪陵的同班同学。但我想告诉你，我为其中一个学生取名叫亚当（Adam），另一个叫彼得（Peter）。”（译者注：作者本名为Peter Hessler）

亚当·迈耶（Adam Meier）是美国和平队的另外一名讲师，1996年时他和我一起去的涪陵。

我被D.J.感动了，就对他说，我很感谢他。当他再度开腔时，我可以听到他语带笑意。“那个叫彼得的学生，”他说：“可能是全班最笨的一个。”

弗里曼的相亲历程

像多数来自农村的中国人一样，我以前的学生都打算很早就结婚。那年秋天，我收到了不少学生来信，信里描述了他们的求婚过程。弗里曼（Freeman）寄给我的信是用电脑打印的，这在中国的边远地区可是件稀奇的事。弗里曼在一本美国杂志上看到演员摩根·弗里曼的照片，从此决定用他的名字作为自己的英文名。在弗里曼的其中一封信里，他告诉我他是如何通过做媒的亲戚去找到一个老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