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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杰斯特问,他没听懂。

“就是有精神分裂症的人。”

“可那是医学术语吧?一种身体疾病啊。”

“不是,是脑子出了问题,”舍尔曼很权威地说,“分裂症就是指疯子。我就知道一个人是这样。”

“谁啊?”

“你不会认识。他是金色尼日利亚。”

“金色什么?”

“那是一个俱乐部的名字,我是成员。开始是为了反对种族歧视的示威组织,他们有崇高的目标。”

“什么崇高目标?”杰斯特问。

“首先我们注册登记,用团体的名义参与选举投票。如果你认为在我们这里不需要勇气就能干这件事,你就太天真了。我们每一个成员都有一个小的硬纸板做的小棺材,上面印着我们的名字和标识‘选举提醒’。真是这么做的。”舍尔曼强调地说。

后来杰斯特才领悟到这句话的意义,但是那要等到他更深入地了解舍尔曼的生活之后。“我真希望你们团体登记的时候我也在那。”杰斯特充满渴望地说。“团体”这个词特别吸引他,一种英雄气概充满了全身,他忽然热泪盈眶。

舍尔曼的声音仍然生硬冷酷:“不,你不会希望在场的。你会第一个被吓坏。再说,你还没到选举年龄……你会被吓住的。”

“我不喜欢你这么说,”杰斯特说,“你怎么知道我会是逃兵?”

“小波皮告诉我的。[14]”

虽然杰斯特很生气,但是他喜欢舍尔曼的这个回答,心想将来自己也可以这么说。“俱乐部里有很多胆小鬼吗?”

“这个嘛,”舍尔曼说得很犹豫,“在某些情况下,把纸板做的小棺材塞进门下面去是需要勇气的……我们继续研究选举,认识所有总统的名字和任职日期,背诵宪法,等等,但我们的目的还是投票,不是要做圣女贞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声音渐渐弱下去。他没有告诉杰斯特由于选举的日期临近,你来我往的争斗会愈演愈烈,也没告诉他自己其实未成年也没有选举权。而在那个秋天,舍尔曼的确想象着自己按照烦琐的程序去参加投票了,他还想象着投票的时候唱着“约翰·布朗的遗体[15]”被处以绞刑。这首歌总是让他流泪,而那天他更是会放声大哭,成为为种族而战的殉道者。没有一个“金色尼日利亚”俱乐部的成员参加了选举,所以关于选举的话题也就搁浅了。

“我们当时有会议的程序,大家在圣诞节俱乐部里很活跃,俱乐部为穷苦孩子募捐。就在那里我知道黑德森先生是个分裂症。”

“他是谁呀?”杰斯特问道。

“他是圣诞募捐的负责人,非常活跃的俱乐部成员。可是在圣诞前夜他抢劫了一个老太太。其实他是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根本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

“我也一直好奇疯子们都知不知道自己是疯子?”杰斯特轻声说。

“黑德森现在不知道。其他‘金色尼日利亚’俱乐部的成员也不知道。否则我们就不会在俱乐部里给他投票了。去抢劫一个老太太是他疯病发作了。”

“我非常同情那些疯子们。”杰斯特说。

“最深切地同情,”舍尔曼纠正道,“那时我们对着花——我是指花圈上的花——说话,当他在亚特兰大被处以电刑时,我们给他家人送了花圈。”

“他被处以电刑?”杰斯特惊呆了。

“是,圣诞前夜抢劫一个白人老太太,还有什么话讲?后来才知道黑德森其实在精神病院住了大半辈子。他没有作案动机。事实上他在抢劫了老太太后并没有动她的钱包。他就是突然疯病发作了……律师提出辩护,指出他在精神病院以及贫穷和压力等问题——律师是州政府雇员帮他找的,我的意思是——尽管如此,黑德森还是被炸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