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鹭（第3/6页）

他的信是伊巴夫转交给我的。我哥哥在逃亡六个月后回过阿库雷，见过伊巴夫。当时他人在阿库雷，却不敢进我们家的院子。他去找了伊巴夫。后者告诉了他所有事情，还答应把他的信转交给我。接下来的两年里，他几乎每个月都给我写信。他把信寄给伊巴夫，伊巴夫再请一位初级狱警转交给我——通常得给点儿贿赂才行。伊巴夫经常坐在外面等我回信。可是，最初的三年过后，伊巴夫突然不来了，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更不知道奥班比怎么样了。我等了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什么都没等到。后来，只有父亲偶然给我写封信。戴维也写过一封。奥班比一共给我写了十六封信。我一遍又一遍地读它们，直到注明二〇〇〇年十一月十四日的最后一封信的内容像存在椰子里的水那样存在我脑海里：

听着，本：

我现在没办法一个人面对我们的父母。我做不到。这一切都该怪我。是我告诉艾克飞机飞过我们头顶的时候阿布鲁说了什么——怪我。我太蠢、太蠢了。听着，本，连你受这些苦都是因为我。我想去见他们，但我没办法一个人面对他们。你出狱那天，我会回来，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去见他们，请求他们的原谅。等我回来那天，你一定要在。

奥班比

我咀嚼着这封信，觉得该问问伊巴夫的情况。我想也许可以从他那里了解为什么哥哥不再给我写信，于是我问家里人伊巴夫是不是还住在阿库雷。母亲满脸惊诧地看着我。

“我们的邻居？”她说。

“是的，邻居。”

她摇摇头。

“他死了。”她说。

“什么？”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她点点头。伊巴夫和他父亲一样做了卡车司机，从森林里拉木材到伊巴丹。干了两年后，他的卡车在路上打滑，掉进了路边一个因为严重风化而形成的深坑，不幸身亡。

在她讲述的过程中，我屏住了呼吸。我同这个男孩从小玩到大；从一开始，他就在。他还跟我的哥哥们和我去过奥米-阿拉河边钓鱼。太可怕了。

“这是多久以前的事？”

“大概两年前。”母亲说。

“不对！两年半以前。”戴维插嘴说。

我抬头看他，一股强烈的似曾相识的感觉涌上心头。我想了想，那是一九九二年，或者一九九三年，或者一九九四年，或者一九九五年，或者一九九六年，当时波贾就是这样纠正母亲的。但这不是波贾，是比他小得多的弟弟。

“对了，”母亲想笑又没笑，“是两年半以前。”

伊巴夫的死讯给我带来的震动甚至更大，因为我从没想过，在我坐牢期间，我认识的人可能会死。事实上，我认识的人有好些都死了。汽车修理工博德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也死于交通事故。父亲在信里提到过这件事，我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他的愤怒。那封信的最后三行充满感情，铿锵有力，让我多年后仍然无法忘记：

每天都有年轻人被名为道路实为满是车辙、破烂不堪的“死亡陷阱”夺去生命。然而，阿索岩上的人声称这个国家会好起来。问题就在这儿，他们的谎言就是问题所在。

一名孕妇冒冒失失地跑上了公路，父亲赶紧刹车。那女人一边穿过公路一边挥手致歉。很快，我们转进了一个街口，我觉得就是我们家所在的那条街。之前经过的街道都被清理过了，新建筑比比皆是，好像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世界本身也重生了。熟悉的房屋突然出现在眼前，就像刚打过仗的战场尽头的风景。我看到阿布鲁的破卡车曾经占据的地方，那里只剩几块烂铁，如倒下的树木般混迹于埃桑草丛。一只母鸡带着小鸡在那里觅食。它们的喙机械地在土里一点一点。这景象让我吃惊。我不知道那卡车后来怎样了，是谁把它弄走的。我又开始想奥班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