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蛾

我，本杰明，是飞蛾。

脆弱的长着翅膀的小东西，沐浴在光亮中，但很快，它就失去了翅膀，坠落在地。伊肯纳和波贾去世的时候，我感觉一直为我遮风挡雨的布篷被从我头顶扯走了。而等到奥班比逃走的时候，我从空中坠落，就像飞行中被拔走翅膀的飞蛾。我不能再飞了，只能爬行。

我从未和哥哥们分开过，在成长过程中，我总是观察他们，听他们指挥，重复他们小时候的生活。我从来没有在他们——尤其是奥班比——缺席的情况下做过什么事。奥班比从两个哥哥那里汲取了许多智慧，又通过读书获得了更广博的知识。我完全依赖他们。我和他们一起生活，依靠他们，没有哪个具体的想法不曾先掠过他们的脑海直接在我这儿成形。伊肯纳和波贾死后，我的生活依然照旧，好似没有受到影响。这是因为奥班比填补了他们留下的空白，解答我的各种疑问。现在他也走了，留下我独自站在这扇门前，一想到要进去，我就不寒而栗。并非我害怕独立思考和生活，而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没有准备。

我回到家，我们的卧室死气沉沉，既空洞又黑暗。我躺在地上抽泣，而我的哥哥在奔跑，背着帆布包，拎着印有“加纳必胜”的小包。阿库雷上空的夜色逐渐消退，他还在跑，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也许是受了克莱门斯·福雷尔故事的影响，他会一直跑下去，“只要他的脚还能走”31。他已然抵达寂静黑暗的街道的尽头。也许在那里，他曾停下脚步，眺望前方分岔的小路，犹豫着不知道该走哪一条，但他只犹豫了一小会儿。他就像福雷尔，害怕被抓住，这恐惧像涡轮机一样驱动他的大脑飞速旋转，想出一个又一个主意。前行途中，他一定跌倒过许多次，掉进坑洞，或者被虬结的枝叶绊倒。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一定又累又渴，很想喝水。他一定浑身是汗，肮脏不堪。他一定拼命往前跑，心中擎着恐惧的黑色大旗。也许他在为我的处境担忧，我们曾一起尝试扑灭吞噬我们家的大火，最终却遭到反噬。

当天边开始泛白，我的哥哥也许仍在奔跑，我们这条街在喧闹、叫喊和枪声中醒来，就像有敌军入侵一般。有人大声下令，有人号哭，手臂把门敲得山响，脚凶狠地跺着地，手挥舞着枪和牛皮鞭。这些声音汇聚到一起，五六个士兵开始哐哐地砸我们家的院门。父亲刚把门打开，他们就把他推到一边，厉声问道：“他们在哪里？那两个少年犯在哪里？”

“杀人犯！”另一个士兵往地上唾了一口。

家里一片混乱，恩肯哭了起来。母亲冲到我们房间门口，使劲拍门，嘴里叫着：“奥班比，本杰明，醒醒！醒醒！”她还在叫，军靴跺地的声音和士兵的呵斥声已经包围过来了。我听到一句抗议、一声尖叫，然后有人摔倒在地。

“求求你们，求求你们，长官，他们是无辜的，他们是无辜的。”

“闭嘴！那些小子在哪儿？”

接着，有人开始用力敲门和踢门。

“里面的小子，再不开门我就让你们脑袋开花。”

我拨开了门闩。

他们把我带走了。我再一次回家是三个星期之后。我进入这个全新的、可怖的、没有哥哥们的世界已经很久了。我回家是为了洗澡。在巴约先生的坚持下，比奥顿大律师说服了法官，至少押送我回家洗一次澡。他们坚称这不是保释，只是缓刑。父亲告诉我，母亲担心我这三个星期都没洗过澡。那时候，每当他向我转述她的话，我都会努力想象她是怎么说的，因为在那三个星期里，我几乎没听见过她说话。她旧病复发，又变回哥哥们去世后精神恍惚的样子——伤痛中，她又看到蜘蛛了。虽然她不说话，但她的眼神、她的每一个手势都似乎包含着千言万语。她的悲痛刺伤了我，我尽量躲开她。以前我听说——在伊肯纳和波贾死后——母亲失去一个孩子，就失去一部分自我。在第二次庭审前，她把一瓶芬达倒进我嘴里。我很想伸手抱她，和她说说话，但我不能。审判过程中，她有两次失控，又是尖叫又是哭喊。第一次是在检察官指控奥班比和我犯了过失杀人罪之后。发言的检察官肤色极黑，加之身穿黑色法袍，看起来就像电影里的魔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