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毒面具

克莱姆得早点出发，在去办公室的路上顺道取防毒面具，其他人则在一点半去，希望午餐时段人没那么多。可能确实没那么多人：但即便如此，等候的队伍仍很长。他们有一大群人——密涅瓦夫人和保姆南妮；朱迪和托比；苏格兰厨娘艾迪太太，她身形清瘦，如同冬日里的山杨；还有格莱迪斯，她是新来的客厅女仆[16]，长得很漂亮，梳着复杂的发型。他们六个人——也可以说是七个，如果算上托比的泰迪熊的话，这只泰迪熊几乎从不离开托比身边，特别是如果有好事发生。对孩子们来说，甚至对成人更是如此（这既令人宽慰却又十分危险），任何一种刺激都可以算作一桩趣事，哪怕是痛苦如折断胳膊，或是可怕如见证车祸，抑或恐怖如黄昏时分在灌木丛里玩捉迷藏。在1914年8月，那时密涅瓦夫人自己都还算不上是成年人，但她清楚地记得，妹妹眼中闪烁着光芒，大声疾呼道：“太棒了！我参与战争了！”

但这次她坚信，不管怎样，早已有人告诉像维恩和朱迪那么大的孩子战争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知道作战的双方是谁，并且也以令人感动且震惊的成熟态度讨论过战争。若最糟糕的情况真的发生（这真滑稽，人们仍极尽委婉之能事，尽量回避说“若战争发生”）——若最糟糕的情况真的发生，这些孩子至少知道我们反抗的是一种理念，而非一个国家。这和上一代不同，那时成人让孩子去花园玩耍，把他们关在焦头烂额的秘密会议之外：紧接着，他们就突然一头栽进人人允许的荒谬行为之中，抵制格林童话和蓬头彼得[17]，带着有色眼镜看待亲戚里的德国老小姐，面对初生的德国腊肠犬就好像虔诚的女信徒逗弄女儿的私生子，带着一种焦虑不安的怜爱之情。但这次，不能再让这些荒谬行为——或滋养这些行为的看法——变成现实。她，以及其他妇女，在战争中将不得不担负起许多任务，而那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抵制这些行为：没有实体的防毒面具能抵抗战争给我们思想所带来的那种缓慢、黄色、飘忽的侵蚀。

队伍向前略微蠕动了一下。他们离开了明亮喧嚣的街道，走进了市政厅昏暗的前廊。不过至少有长椅可以坐。朱迪拿出了铅笔和纸（她真是个有远见的孩子），开始和托比玩叙事游戏。当他们排到走廊末端时，首相张伯伦先生已经在地铁电梯里遇到了童星秀兰·邓波尔，而希特勒先生和米妮老鼠在一个更狭小的空间里密谈。

进入市政厅大楼后他们就不玩了。过了不到半个小时，他们再次回到阳光普照的街道上：但密涅瓦夫人觉得，那半个小时里她已经和某些事物道了别。她向停留在她体内的最后一丝老旧谬误的传统荣耀观道了别。而她所带走的，除了一窝黑色橡胶小猪[18]，还有一系列冷漠的表情，就像快切的电影镜头。她右手握着笔，用漂亮的大写字母填了六张黄色卡片；艾迪太太直挺挺地坐着，像修理工手里的推杆一样笔直，丝毫看不出她有半点担忧，但密涅瓦夫人知道她肯定在纠结那剪坏了的刘海；格莱迪斯惆怅的傻笑和她复杂的发型都因为她正承受的折磨而略遭破坏；朱迪在蒙住脸前突然露出一种顿悟的眼神；托比后颈上的小沟比以往更深，因为他的肌肉出于厌恶而紧绷（他痛恨各种形式的橡胶）；一个非常年幼的孩子看见自己的母亲戴上了一条黑色的长鼻子，惊恐得发出一声哀嚎；那母亲忙低声安慰道——“乖，是妈妈啦。看——只是个面具，就像盖伊·福克斯的面具，看见没？”（ Mea mater mala sus est。她滑稽地想起维恩告诉她的一句拉丁语，这句话既可以解释为“我妈妈是一头坏猪”，也可以解释为“妈妈，快跑，那头猪正在吃苹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