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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如此。”

我谢谢他抽空见我。我在楼下大厅的公共电话投下一角硬币，拨了温迪留下的号码。有个录音的声音告诉我，我拨的是空号。

我把一角再投回去，打到卡莱尔饭店。我要前台转接凯尔·汉尼福德的房间。铃响到第二下时，有个女人接了电话，我报上名字，告诉她我要找汉尼福德先生。他问我有没有进展。

“不知道，”我说，“温迪寄的明信片你们还留着吗？”

“可能还在。很重要吗？”

“可以帮我把时间先后次序弄清楚。她的租约是三年前的十月签的。你说过她是春天退的学。”

“我记得是三月。”

“第一张明信片是什么时候收到的？”

“退学后两三个月之内，我记得。我问问我太太。”他一会儿之后回来，“我太太说第一张卡片是六月到的，但我记得是五月底。第二张，佛罗里达那张，是隔几个月以后收到的。抱歉我没办法讲得更明确。我太太说她大概还记得把卡片收在哪儿。我们明天早上回尤蒂卡。我猜你是想知道，温迪租那公寓，是在她去佛罗里达之前还是之后。”

猜得八九不离十，所以我答了声是。我告诉他一两天内我会再打给他。我已经有了他尤蒂卡的办公室号码，但他又把家里电话告诉我。“但请你尽量打到公司。”他说。

伯盖什古董进口公司位于十一和十二街之间的大学广场。我站在一条走道上，周遭环绕的是西欧残剩的古董。我眼睛定在一座钟上——和戈登·卡利什墙上那座一模一样。标价是二百二十五。

“你对钟有兴趣吗？那可是口好钟。”

“这钟准吗？”

“噢，这些钟摆挂钟永远坏不了，而且准极了。你只要调一调重量，就可以控制它们的快慢。你看的这个，钟框还保存得像新的一样。这不是稀品，当然，不过要找个品相跟这一样好的恐怕很难。如果你真有兴趣，价钱我们还可以商量。”

我扭头仔细打量他。他约莫二十七八岁，干干净净一个年轻人，穿件法兰绒长裤，粉蓝色高领毛衣。发型看来非常昂贵，鬓角齐耳，两撇八字胡修剪得一丝不苟。

我说：“其实我对钟没有兴趣。我是想找人谈谈以前在这儿工作的一个男孩。”

“噢，你说的一定是理奇（理奇是理查德昵称）！你是警察吧？真叫人不敢相信，不是吗？”

“你跟他很熟吗？”

“陌生得很。我感恩节前不久才开始到这儿上班。我以前在这条街下边不远的拍卖画廊工作，不过那里实在吵得我受不了。”

“理奇在这儿做了多久？”

“我不清楚。伯盖什先生可以告诉你，他就在后头办公室里。发生那件事以后，这儿真被搞得鸡飞狗跳。我到现在还是没法相信。”

“案发当天，你在这儿工作吗？”

他点点头：“我那天早上看到他。星期四早上。然后我整个下午都在送货，一卡车丑毙了的法国乡间家具，运到赛奥西特一栋丑死的叠拼别墅。在长岛。”

“我知道。”

“呵，我可不知道。这些年来我可真好命，不晓得天下还有这么个叫赛奥西特的鬼地方。”他想起我们原来严肃的话题，神色又凝重起来，“我五点左右回到这里，刚好赶上帮忙收摊打烊。理奇早就提前走了。当时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对吧？”

“谋杀时间大概是四点左右。”

“我那时候正在长岛高速公路上跟交通奋战。”他戏剧化地打个哆嗦，“我到当晚十一点收看新闻的时候，才知道这个消息。我实在没法相信凶手就是我们的理查德·范德普尔，但他们提到公司的名字，而且……”他叹口气，两手垂下，“天下事真的很难讲。”

“他是什么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