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第2/9页）

这样一个人，我从前还真没有在哪部中国小说里看到，刁顺子这个人身上几乎没有光芒，他一点也不高大上，他是低的、小的，他的姿势永远向下，他是笨的、弱的、羞涩的、窝囊的，对这样的人，你除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外还能说什么？

但是，就是这个人，在他黑色的、滑稽的倒霉史中，我们逐渐看出了一种碾不碎的痴愚，他总是觉得自己该对世界、对他人好一点，就如浪中行船而手中捧着件性命攸关的瓷器，他因此陷入持久的狼狈不堪。他所有的卑微，根本上都是出于不舍，但这份不舍却不是对着别人的，而是对着自己的，不舍那心中的一点好，也因此成了这一点善好的囚徒。

陈彦在小说中反复提起蚂蚁的大军，那些执著的、坚韧的、茫然的蚂蚁。我猜测，他是以此隐喻装台人这样的“蚁民”，我也完全可以预计，会有评者据此论断：这部小说表现了、歌颂了底层人民坚韧的生命意志，云云云云。

而我恰恰不喜欢这些蚂蚁，我也不认为以上帝视角去看蚂蚁或者看人是很有思想。陈彦很可能不自觉地受了当代文学中关于庶民生活的“活着”逻辑的影响，觉得不提一下活着之坚韧境界就上不去。但是小说家陈彦远走在了思想者陈彦前头，这个刁顺子，他岂止是坚韧地活着，他要善好地活着，因此而弱、因此而卑微狼狈，但这一颗嚼不烂、砸不碎的铜豌豆兀自在人间。

这就又不是喜剧了，这是俗世中的艰难修行，在它的深处，埋伏着一个圣徒，世界戏剧背面的英雄。

好吧，我要说的是，这个人，他也在我们心中，我们常常会对他的存在感到不好意思，我们每天都在教导自己更强大、更坚硬、更肆无忌惮，我们愿意想象恶，在极尽猥琐中想象恶无往而不利的成功，但是，对于心中的这一点好，我们通常把它视为羞处，归于无言。

陈彦就是在这样一个基本语境下写作的，他要打开不可能性，他必须说服我们，让我们相信，刁顺子原来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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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彦似乎从来不担心不焦虑的一件事，就是他作为小说家的说服力。陈彦的本行是戏剧，他似乎自然而然地就具备一种能力，就像舞台上的“角儿”，站到那里，一张口，便是一江春水，百鸟朝凤……

是的，取信于人的说服力首先取决于语调。好的小说家必有他自己的语调，《装台》的语调完全是讲述的、口语的，带着明确的地方口音——那是在西安或小说里的西京锤炼出来的语调：是锋利入微，是光棍眼里不揉沙子，是老戏骨评说人生的戏，是雅俗不拘、跌宕自喜，你能感到这样的语调本身就是兴奋的，它沉浸于人间烟火，它自己对自己都入了迷。

在《装台》中，相对于小说世界，这个声音、这个语调不是外来的，它就是这个世界内部的声音。它常常是一个全能的讲述者，但它也是一个谦逊亲切的倾听者和交谈者，那个无名的叙述者与人物亲密无间，他们勾肩搭背、掏心掏肺。

叙述的声音与人物声音的对话性，这是一个天大的难题。在那么多写“底层”的小说里，很少有作者敢让他的人物说话，人物不能说话，人物只能被转述，非到万不得已直接引语不会出现。别跟我说这是现代小说的艺术特点，问题根本不在这里，问题是，作者其实并不知道他的人物怎么说话、会说些什么，他们不能暴露这一点。而且，他们也怕，怕的是只要人物自己张了嘴，他们叙述的权力、逻辑和可信性都会面临威胁。于是，我们就有了那么多艺术上的“专制者”，万马齐喑，只听他说啊说，他的声音与他所说的世界不能也不想对话，这个声音在根本上不属于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