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启示录的慰藉 另一种圣经和另一种信徒（第3/12页）

我们那时候都是十八九岁二十来岁。我们那时候都谈些什么？我们谈论革命谈论爱情。我们都是革命的幻想家。当然，好多人也争论当时的热门书，比如亚历山德拉·柯伦泰[10]的《工蜂之爱》。作者捍卫自由恋爱，就是没有杂质的爱情……“就像喝一杯水”……没有叹息，没有鲜花，没有嫉妒，没有眼泪。这种只有亲吻和情书的爱情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偏见。真正的革命者应该战胜自己身上的这种东西。我们甚至召开会议讨论这个主题。一派赞成自由恋爱，但是要有“红樱桃”，就是说要有感情。另一派就认为完全不必要有“红樱桃”。我属于赞成“红樱桃”的一派，就是接吻也可以。是的，是那样的……（笑起来）我那时候正好恋爱了，在追求我未来的妻子。怎么追？我们在一起读高尔基：“暴风雨，暴风雨就要来了！……蠢笨的企鹅，胆怯地把肥胖的身体躲藏到悬崖底下……”天真吗？可是也是很美好。真他妈的美好！（像年轻人一样笑了。我发现他现在依然很英俊）……那时也有人跳舞，就是正常跳舞，但那时我们认为这是小资产阶级的庸俗，还为此设立法庭审判跳过舞的人，要求惩罚那些跳舞或者向姑娘们献花的共青团员。我甚至还做过跳舞案件的审判长。出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念，我是绝对不学跳舞的。但后来我后悔了。我从来都没能和自己心爱的女人好好跳一曲，像个狗熊一样！我们举办的是共青团员式的婚礼，没有蜡烛，没有花环，没有宗教仪式，取代圣像的是列宁和马克思的画像。我的未婚妻有一头长长的秀发，但是为了参加婚礼必须剪掉。我们那时候鄙视美丽。这当然是不正确的，就像通常说的，太过分、太极端了……（他又咳了起来。一边咳嗽，一边挥手叫我不要关闭录音机）没什么，没什么……我拖不了多久了……很快就会分解为磷、钙和其他物质了。您还能从谁那儿知道真相？只会有一批档案留下来，一堆纸。其实……我就在档案馆工作过，知道那些纸张都是胡说八道的，比人还糟糕。

我说什么来着？对，在说我的爱情……在说我的第一个妻子。我们的大儿子出生时，我们给他起名叫“十月”，纪念伟大十月革命十周年。我还想再要个女儿。“如果你还想我生第二个孩子，就是说你还爱着我。”妻子笑着说，“但是我们给女儿起什么名字呢？”我喜欢柳波列娜，这个名字取自于“我爱列宁”。妻子就在一张纸上写下她中意的所有女孩名字：马克思娜、斯大林娜、恩格斯娜，还有伊斯科拉[11]……都是当时最时髦的名字。这张纸至今还摆在我家桌子上。

我是在村里第一次见到布尔什维克的。他是一个大学生，穿着一件军大衣。他在教堂前的广场上对我们演讲：“现在是一部分人穿毡靴，另一部分人穿草鞋，等到布尔什维克建立政权，所有人将会一样。”男人们高喊：“那又怎么样呢？”“一个美好的时代将会到来，你们的妻子将穿上丝绸裙子和高跟鞋，不再有富人和穷人之分，人人过上好日子。”我的妈妈会穿上丝绸裙子，我的妹妹能穿上高跟鞋，我将到学校学习……所有的人都将像兄弟一样，人人平等。这样的梦想我怎能不喜欢？穷人和受苦人都相信布尔什维克，年轻人都跟着布尔什维克走。我们那个时候在大街上游荡着高呼：“打下教堂的金钟，去开拖拉机！”关于上帝，我们只知道一点，就是没有上帝。我们都嘲笑神父，取代宗教弥撒的是挥舞红旗的示威……（停顿了一下）好像这些我已经讲过了吧？脑袋僵了，我已经老了……对了……马克思主义成了我们的宗教。我十分幸福，因为我和列宁生活在一个时代。我们一起集会高唱《国际歌》。那时我只有十五六岁，就加入了共青团，之后又成为共产党员、革命战士。（沉默）我不怕死，都到了这个年龄……我只是不太高兴，不高兴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谁来处理我的遗体……有一次我走进教堂，认识了一位神父。神父说：“应该忏悔。”我都这么老了，到底有没有上帝，很快我就会知道了。（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