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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都是上了瘾的人。”巴雷说，又笑了一笑。

但他还是站在原地摇晃着，好像是在寻找另一个适当的出口。

“必须有人在那个麦克风上下下工夫了，奈德。它们架在我的背上，把我的背弄得一块青一块紫的。你若预备再送一个笨蛋去，最好能挑背厚一点的，顺便问一下，鲍勃叔叔在哪儿？”

“他到处留情去了。”奈德说，“现在，他可有事忙了。他希望最近能见你一面。”

“他是不是去找沃尔特了？”

“即使我知道，我也不会告诉你的。”奈德说。他一说完，我们都笑了。

就在当晚，我接到了我太太玛格丽特的一个电话。她说她在巴辛斯托克收到一张违规停车的罚单，她认为这张罚单罚得不公平。

“那是我的地方。我已经打停车信号，这时候一个小个子男人开着一辆崭新的捷豹车，白色的，一头油亮的黑发——”

我很不聪明地笑了，并且告诉她说开着捷豹车、头发乌黑发亮的小伙子也不可能在停车的尺度上有额外的权利。但幽默向来就不是玛格丽特的专长。

第二天清晨，星期天，克莱福又要求我到场。首先他盘问我前一晚的事情，然后要我对庄尼说清楚一件事情：巴雷到底算不算是我们局里正式的一员，而如果是的话，是否因加入我们而抛弃过某些权利——譬如说，万一与我们发生争执的话，他的合法陈情权利。我说得有些模棱两可，令他们十分恼火。但是基本上，我的答案是“是的”。是的，他已经放弃了这些权利。或者，说得更确实一点，不管他在法律上有没有如此权利，我们都可以骗他作此想法。

也许我早先没有说清楚，庄尼是哈佛法律系毕业的高材生，所以兰利没有必要送一堆法律顾问给我们。

下午，巴雷一刻也没安静下来。于是，我们就趁着晴朗的天气，开车到了处女头那地方，在泰晤士河畔的拖船路上散步。我们返回时，我想可以说巴雷已经作完了报告：对于我们那些分析专家都已经有十足把握的事情，以及他在行动中的遭遇，都被我们以技术上的方法一一查明了。事实上，能够让他报告的，实在是所剩无几了。

巴雷是不是受到我们的忧虑所影响呢？我们尽可能地装愉快，但是我不得不怀疑那种会要人命的沉滞气氛到底会不会影响到他。也许，他自己本身就陷在一片迷惑的漩涡和泄气的沮丧里，而我们也就跟着他掉了进去。

星期天晚上，我们一起在武士桥吃晚餐。巴雷的态度显得既温和又安静，使奈德认为（其实换了我，也会这么以为）大可以放心送他回汉普斯德了。

他是住在维多利亚街靠东希斯路的一栋公寓里。我们在那儿设的监听岗哨就在这栋公寓的正下方，由一对年轻的夫妇负责。这一户中原先的住户已经被我们暂时转移到别处去。十一点左右，那对夫妇向我们报告，说巴雷独自在屋里走动。他们听得见他走动的声音，但是看不见他，因为奈德已撤离监视器。他们说，他一直不断地对自己讲话。当他拆开邮件的时候，我们清楚地从监视器上听到一连串愤慨和诅咒。

奈德对他的这种表现始终无动于衷。他已经读过巴雷所有的信件，知道其中并没有什么好费心去防范的内容。

清晨一点钟，巴雷打了电话给他在格雷丹的女儿安西雅。

“ig是什么东西？”

“是爱斯基摩人住的房子，里面没有厕所。莫斯科怎么样？”

“如果你坐‘泰坦尼克号’横越大西洋，你会怎么样？”

“只能走一半吧。莫斯科怎么样？”

“如果你拿袋鼠和羊交配，会生出什么东西？”

“我是在问你莫斯科到底怎么样？”

“像一件毛背心。你那位讨厌的丈夫近况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