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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年长的女人比别的女人都要勇敢，她把滚烫的水注入那个茶壶。第二个女人打开现钞柜，第三个女人正抓把茶叶盛到手提吊秤上。巴雷把手伸进裤袋，拿了一张三个卢布的钞票出来，那位站在收银台的女人看到之后发出了失望的嘀咕声。

“我想她是要零钱吧？”巴雷呆呆地说，“我们不也都缺零钱吗？”

正说着，他看到卡佳把三十个小铜板放到了柜台上，笑了笑。她笑的时候，嘴角有两个小小的酒窝。他拿着书和袋子，她拿着那一盘碟子和杯子跟在他后面。但是就在他们到达桌边的时候，她向他说了一段具有挑战性的话。

“如果一位作家有必要证实自己所言属实，那么为他出版书的出版商岂不更应如此吗？”她说。

“哦，我是赞成各方面都要诚实。底牌在桌上亮得越多，大家都会越好过。”

“据所得到的消息，那位作者是从一位俄国诗人处得到灵感的。”

“佩切林，”巴雷答道，“我查过他的资料，他在一八〇七年出生于基辅的戴莫卡。”

她的嘴唇就着杯子的边缘，眼睑垂了下来。虽然巴雷的心里还有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事情，但此时也情不自禁地注意到从她头发中露出的右耳。傍晚的光线从窗外照了进来，她的耳朵在光线的照射之下，成了半透明的。

“那位作家从一位英国人那儿得到了一些有关世界和平的灵感。”她以一种正经得不能再正经的态度说。

“你想他会想再见那位英国人一面吗？”

“我可以问问他，但我现在还不知道。”

“那么，我可以告诉你，那位英国人想再跟他见一面。”巴雷说道，“他们之间有太多可谈的事了。你住在哪里？”

“跟我的孩子住在一起。”

“你的孩子住在哪里？”

对方停顿了一下。巴雷这回心里又升起了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因为他想自己可能已在不知不觉中问了不该问的话。

“我们住的地方距离机场地铁站很近。那儿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机场了，取而代之的是公寓。巴雷先生，你预备在莫斯科待多久？”

“一个星期。能否给我你所住的公寓地址？”

“不方便给。你在莫斯科的时候，都会待在这间敖得萨旅馆吗？”

“除非他们把我赶出去。你的先生在哪儿高就？”

“那不重要。”

“他是不是干出版的？”

“不是。”

“他是作家吗？”

“不是。”

“那么，他到底是干哪一行的？作曲家？镇守边界的战士？厨师？他是如何让你活得这么安于现状的？”

听他一连串地讲了这么多，她再一次展露微笑了。她的笑似乎不仅让她自己开怀，同时也让他高兴了起来。

“他是一家木材公司的经理。”她说。

“他目前在经营些什么？”

“他的工厂预造房子给乡下使用。我们离婚了。在莫斯科像我们这样的人多得是。”

“那么，孩子们呢？是男孩？女孩？都多大了？”

他这句话让她的笑容倏然僵住了。他一度想到她会愤然拂袖而去。她抬起头来，板着脸，眼中充满了愤怒。“我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他们是双胞胎，现在八岁。他们与这件事情没有关系。”

“你的英语讲得好极了，比我的还好。好像井水泉涌而出。”

“谢谢你。我对外国语言有一种天生的理解能力。”

“不只这样，真不可思议，就好像简·奥斯丁的英语无人能出其右一样。你是在哪儿学的？”

“在列宁格勒学的。我在那儿上学。英语也是我热爱的一种语言。”

“你大学是在哪儿上的？”

“也是在列宁格勒上的。”

“你是什么时候到莫斯科来的？”

“在我结婚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