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第2/7页）

我走近时，她正无精打采地靠在转角一个酒吧的门上，直冲着我，对她那些糊里糊涂的伙伴说，“看那边的黑鬼，一定是个他妈的情夫，因为打从他老婆有了小‘奴隶’之后，我只看到他常在遛他那些短命的狗，拍他短命的照片！”

老实说，我被她对我如此低下的评价惊呆了，所谓的“情夫”，指的是一个靠吃女人软饭的人，这类人常常游手好闲，衣着华丽，或是干着十足心狠手辣的皮条客营生——所有这些品性我压根儿都没有，她真的应该好好自嘲这种挑衅性的俏皮话。然而，她这样做无非是想得到一个应答，不管是生气的或是抚慰的应答；她醉得太糊涂了，竟然不给我存在的阴影投去一丁点儿的光亮。所以，我不仅不生气，倒反而觉得乐了；既然，我在回家的路上手里攥着，给人拍照合法得来的五十元钱，我有理由为自己心里这个秘密偷着乐呀。

即便如此，醉酒妇人这事，刚好发生在我经济上马上要做出安排的时候，这一安排使我的写作计划能得以实现；当然这也是我小说背后的故事。我妻子真的为我家的收入做出可靠的贡献，而我只是顺其自然地赚一点小钱。我在写小说的过程中，她的行当是替几个不同机构做秘书，后来竟做到美国对缅甸的医疗服务中心的执行主任，这个团队支持著名的“缅甸外科大夫”加登·斯其夫。至于我本人，我写一些书评，卖一些文章和小说，业余也替人拍一些照片（包括为弗朗西斯·斯蒂格马勒和玛丽·麦卡锡新书封面而拍摄的肖像照片），制作音响放大机，安装高保真音响系统。我也还有一些在船上工作时的积蓄，一笔罗森沃尔德补助金和追加款，一家小出版社的预付款，有时，也得到我们朋友和艺术赞助人、已故的J.西莎·古根海姆夫人的按月补贴。

很自然，我们邻居对此一无所知，房东也被蒙在鼓里，他把写作看成有问题的职业，一个好端端的青年人为啥要干这个。于是，趁我们不在时，他会偷偷潜入我们的公寓，将里面的纸张和书本乱翻一气。再说，既然自己赌博一样不管不顾地选择了做职业作家，对诸如受类似的闲气，一定要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很幸运，我妻子对我的才华很有信心，对我的幽默感，而且热衷于为邻里做善事，也是褒奖有加。我也并非不识抬举，看不到这种滑稽行为，仅仅是种族限制在社会上的一种动向；这使得我每天要离开黑人聚居地去另一处上班，在那里陌生人会质疑我的人格；其实这不过因为我们的共同肤色，以及我稍稍有些不合大家的行为规范罢了；要在绝大多数是白人居住的环境里找到避难所，如果对自己的肤色和身份认识不清，终究会默默无闻，置身于公众视线之外。回想起来，好像写无形性使我变得既透明又模糊，在愚昧无知小村庄的地方主义与大都市那种无害的漠不关心之间摇摆不定。要是对多元化社会里取得当作家的知识很困难有着足够的认识，那么，这样做对美国的作家来说不失为一个不错的行为准则。

除了在第五大道的时间，这部小说的很大部分在哈莱姆完成；在那里我们共有的种族和文化背景下发出的声音、言辞、民间传说、传统以及对政治的关注度等，都成了最主要的写作素材。那么，所有这些，就是写这部小说时，一直要利用并努力掌握的经济学、地理学和社会学；下面，让我们回到写此小说起始时的情况吧。

这部小说开始时，被那种对无形性头头是道的声音所掩盖（也恰好表明，这是小说走向成功踉跄的第一步）；小说集中描写一位美国飞行员，被俘后关在一个战俘营里；因为俘虏中官阶最高，按照惯例，他被指派为狱友的代言人。可以预见，戏剧性的冲突开始了；因为他是这些美国人当中唯一的一个黑人，由此产生的一幕幕种族冲突，都被德国战俘营的长官为了自己取乐而加以利用。既要极力反对国内外的种族主义，又要维护他和白种同胞共同提倡的民主价值观；我的飞行员，被迫用他的个人尊严意识和刚刚觉醒的人类孤独意识，去寻求支持，用以鼓舞自身的斗志。他觉得，像马尔罗雄辩地写的那样，战争会带来强有力的兄弟情感，此种景象还未曾出现；使他倍感意外的是，他发现自己唯一的理由，是要像对待同志那样去对待他的同胞；这种理由恰恰来自那些陈旧的、没有遵守的诺言；这些民族的口号和言辞被说得头头是道，正像海明威《永别了，武器》的主人公从卡波雷托撤退时发现的那样，有多么可恶可憎。海明威的主人公成功地把战争甩在身后，选择了爱情，而我的飞行员，既不能逃跑，又没有一个爱他的人在等着他。因此，他既必须重申绝妙的民主理想，同时还要帮助瞧不起他的那些人，以便得到应有的尊严，或是接受毫无意义的空等待；这就等同于拒绝自己的人性。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所有这一切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他的对手当中，谁都不知道他内心的苦苦争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