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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这是第一次有人提到凯尔西可能与骑摩托车的人有关。斯特莱克问哈兹尔，她为什么如此确定她不可能有男朋友。

“嗯，她上的是儿童教育专业，班上几乎没有男生，”哈兹尔说，“她还能在哪儿遇见那么一位尼尔？她在学校里从来没交过男朋友。她去看心理医生，有时候去离这儿不远的教堂礼拜，参加了教堂的一个青少年小组，但骑着摩托车的尼尔可不会去那儿。”哈兹尔又说：“警察去调查了，还询问了她的几个朋友。小组组长戴瑞尔可伤心了。今天早上，雷在回家的路上碰见他了，说他刚看见自己，就在马路对面哭起来。”

斯特莱克想记笔记，但这样做会影响此刻坦诚的气氛。

“戴瑞尔是什么人？”

“跟他没关系。他是教堂里的青少年辅导员，布拉德福德人，”哈兹尔不太确定地说，“雷说他肯定是同性恋。”

“她在家有没有谈起过——”斯特莱克考虑措辞，“她对自己的腿是怎么想的？”

“没对我说过，”哈兹尔直白地说，“我不肯听她说，也不想听她说，我受不了。她十四岁时告诉过我，我把我的感受都跟她说了。她就是哗众取宠。”

“她腿上有一些时间久远的伤痕。那是——”

“妈妈去世后她自己割的。好像嫌我要担心的事还不够多似的。她拿绳子捆在腿上，想阻断血液循环。”

她的表情里混杂着厌恶和愤怒。

“妈妈和马尔科姆死的时候，她就坐在后座上。我给她找了个心理医生，医生觉得她这么对待自己的腿是在呼救、哀悼、幸存者的内疚，具体我记不清了。但她说不是，说她一直都不想要那条腿……我不懂。”哈兹尔使劲摇头。

“那她和其他人谈过吗？和雷呢？”

“嗯，说过一点。雷知道她什么样。我和凯尔西住在一起不久，他搬了进来，凯尔西给他讲了一堆匪夷所思的东西——什么她爸爸是间谍，所以他们的汽车才会爆炸，诸如之类。雷知道她爱撒谎，但并不生气，只会试图转移话题，问她在学校过得怎么样……”

她的脸涨成难看的深红色。

“你知道她想怎么样吗？”她爆发了，“她想坐在轮椅里，被人推着到处走，让别人都像照顾婴儿似的宠着她，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她身上。就是为了这个。我找到她的日记，日记大概是一年以前写的。她写的那些东西，想象出的那些东西、那些幻想，简直愚蠢透顶！”

“比如说？”斯特莱克问。

“比如把腿砍掉，坐着轮椅被人推着，在台下看单向乐队表演。演出结束后，他们会围过来对她嘘寒问暖，因为她是个残疾人，”哈兹尔几乎不换气地说完这些话，“你能想象吗？令人作呕。真正的残疾人并不希望自己残疾了。我是当护士的，我太清楚了。我每天都会见到他们。呃，”她瞥了斯特莱克的小腿一眼，“你当然也清楚。

“不是你干的吧？”她突然直接问道，“不是——不是你——不是你自己砍的吧？”

斯特莱克不禁想到，哈兹尔想见他，是否就是为了问这个。已经发生的一切让她不知所措，她仿佛漂在海上，急需一根救命稻草。她也许下意识地想要证明没人会真的那么想——即便她妹妹已经不在人世，再也无法得到她的理解——证明现实世界里的靠垫都该摆成规矩的菱形，肢体残缺只能因为事故，不管是墙面倒塌还是路边的炸弹爆炸。

“不，”他说，“我的腿是炸断的。”

“我就说嘛，你看！”她说，泪水又涌上来，语气里带着勉强的胜利感，“我就知道，我本来可以这么告诉她……只要她问我……可是她说，”哈兹尔喘了一大口气，“说什么那条腿根本就不该存在，长在她身上就是个错误，必须去掉才行——像肿瘤似的。我可不想听她这么胡言乱语。雷说他试图说服凯尔西，告诉她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像他那样进医院可不是什么舒服的事，好几个月只能一动不动地躺着，打着石膏，长褥疮，皮肤感染。雷没生气。只是跟她说，到院子里来帮我干点活吧，试图以此分散她的注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