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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以为斯特莱克会对那个小孩表示出更多的关心，毕竟小女孩身边就有一位罪行累累的儿童强奸犯。但斯特莱克没有，反而语气轻快地转移了话题。

“我刚才在和哈兹尔·弗利打电话。”

“谁？”

“凯尔西的姐姐，记得吗？她先前说她想见我来着，我们约好了周六见面。”

“哦。”罗宾说。

“之前都没空——那个疯爸爸从芝加哥回来了。这样也好。我们总不能永远指着‘第二次’吃饭。”

罗宾没说话。她还在想那个接电话的小孩。斯特莱克的反应让她很失望。

“你没事吧？”斯特莱克问。

“没事。”罗宾说。

她走到赫斯廷斯路的尽头。

“嗯，明天见。”她说。

斯特莱克也说了明天见，挂了电话。罗宾没想到给斯特莱克打过电话后情绪会更糟，带着几分焦虑走向自己家的前门。

结果她无需担心。从马沙姆回来的马修已经不是每小时发短信求罗宾和他谈一谈的那个马修了。他睡在沙发上。之后的三天里，他们小心翼翼地绕过彼此生活，罗宾冷淡而客气，马修则假装殷勤，有时候态度夸张得几近滑稽。罗宾刚喝完水，他就马上去洗杯子。周四早上，他尊敬地问罗宾工作进展如何。

“哦，拜托。”罗宾丢下这么一句，大步经过他身边，出了门。

她猜马修的家里人叫他拉开点距离，给她时间考虑。他们还没讨论过要如何通知大家婚礼已经取消，马修显然不想提起这个话题。每一天，罗宾都想提起这件事，但最后又都不了了之。她有时扪心自问，这样退缩是不是因为她在内心深处还想重新把戒指戴上。她有时会告诉自己，这只是因为她太累了，没有精力进行最艰难、也最痛苦的一场谈话。她仍然不赞成母亲来访，心里却暗自希望能从琳达那里获得力量和安慰，提起精神，面对最后的结局。

她桌上的玫瑰慢慢枯萎。没人费心换水，它们在包装纸里安静地逐渐死去。罗宾很少去办公室，没机会扔掉花。偶尔去拿东西的斯特莱克则觉得不该由自己来扔，里面的卡片还没打开。

斯特莱克和罗宾前一周见了很多人，现在又恢复以往的工作安排，轮流监视银发和疯爸爸，很少有机会碰头。疯爸爸从美国回来了，一落地又跟踪起两个年幼的儿子。到了周四下午，布罗克班克还是没有回音，两人在电话里讨论起罗宾是否应该再打一次电话。斯特莱克思考了一番，认为维尼夏·霍尔是位日程繁忙的律师，手头要忙的案子多的是。

“他明天如果还不回电话，你再给他打。到明天就一周了。他的那位女性朋友也许忘了告诉他。”

罗宾结束和斯特莱克的通话后，继续在肯辛顿的埃奇街四处漫步。疯爸爸的家人都住在这里。这地方的景色并没能改善罗宾的心情。她开始在网上搜索租房信息，但斯特莱克付的薪水能负担的地方比她想象中还糟糕，最好也不过是合租房里的单人间。

周围都是漂亮的维多利亚时代马厩房，房门光亮明净，墙上爬满绿叶植物，方形的上下推拉窗颜色明亮。这一切代表舒适奢华的生活方式，是马修一度渴望拥有的生活方式。他那时以为罗宾会找一份高薪工作。罗宾一直说自己不在乎钱，至少没有他那么在乎。她是真的这么想，到现在也一样。但她走在这条漂亮而静谧的小路上，不禁怀疑有谁不会对这个地方心生向往。与这里相比，她刚浏览过的那些出租房屋相形见绌：“小卧室，家里严格素食，手机仅允许在卧室使用”；还有哈克尼那些小如橱柜的单间：“住客友善热情，热烈欢迎你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