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暴力：为了获得尊重（第4/6页）

有研究人员表示，成长于没有父亲的家庭的青少年往往表现得“过度具有雄性气质”，经常做出“具有过度补偿性质的雄性行为”，（第1至2页）]例如危害财产和人身的犯罪，具有侵略性和利用他人的行为，以及对异性的短期征服。我们在第9章探讨青少年母亲这一问题时曾提及“质量优先”和“数量优先”两种策略，上述行为可以被视作这两种策略的男性版本。父亲的缺席也许会促使某些男孩采取不同的生育策略：将重心从维持长期关系转移到争夺社会地位上来。

当然，父亲可以成为孩子的榜样。父亲的存在就足以让孩子们体会到积极的男性气概：如何与异性相处，如何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成年人，如何在独立进取的同时包容他人、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尤其重要的是，对于男孩而言，父亲代表着权威与纪律，没有了父亲的保护，年轻人就更容易受到同龄人的影响，更有可能做出一群年轻人聚在一起时常见的反社会行为。然而，父亲同样可能成为反面教材，有研究显示，尽管与父亲相处时间越少的孩子行为上的问题也越多，但当父亲自己的行为有问题时，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如果父亲经常做出反社会行为，那么孩子们与父亲相处的时间越多，风险就越大。

最重要的因素也许在于，父亲爱自己孩子的方式是继父做不到的。这当然并不意味着许多继父不会充满爱意地抚养并非亲生的孩子，但一般而言，与亲生父亲一同生活的孩子遭到虐待、误入犯罪歧途、辍学、在情感上遭到忽视的可能性都较小。精神病学家吉利根谈到曾接触过的残暴男性时这样表示：

他们在小时候受虐待的程度是我此前根本无法想象的。许多人几乎被殴打至死，被多次强奸或是被迫卖淫，或是遭到身有残疾的父母忽视，以致于生命受到了威胁。至于那些没有经历过如此极端的虐待与忽视的人，我与同事们发现他们都经历了同样严重的情感伤害……只要父母受到了羞辱，就会把孩子当作替罪羊，将羞耻感转嫁到孩子身上，不断地嘲笑与奚落他们。

在更加不平等的社会里，家庭破碎的事例更为常见，家庭内部压力也更大，这导致暴力行为一代一代地反复出现，这种情况与循环往复的青少年生育问题十分类似。

当然，家庭环境并非催生羞耻感和暴力行为的唯一因素。当社会地位受到威胁时是否会施暴，还取决于孩子在学校和邻里环境中的经历。美国的高中枪击案充分表明了霸凌是触发暴力行为的重要因素。

2007年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了一份关于富裕国家儿童福祉状况的报告，衡量了不同国家年轻人卷入肢体冲突、成为霸凌受害者、感到同龄人“不友善”的频率。我们将这三项数据综合起来，构成了一项衡量儿童冲突经历的指数。我们发现，这一指数与收入不平等之间有着密切关联（见图表10.4）。在更加不平等的社会，儿童会更多经历霸凌、打斗和冲突，而且童年的暴力行为是预测日后暴力行为的最佳指标。

长期以来，人们已经认识到了环境因素对于暴力犯罪率的影响。1940年代时，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就探讨了多年以来一直被暴力阴霾笼罩的街区：不同的居民搬进搬出，但无论谁住在这里，贫穷的街区危险依旧。芝加哥的各个街区往往与特定族群联系在一起，因此，某个街区最初也许曾被爱尔兰移民所占据，后来又变成了波兰人社群，再往后又成为了拉丁裔集中之地。促使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产生关注的是，无论谁生活在这些街区里，贫困的影响总是挥之不去。在这样的环境里，人们无法信任彼此，而且深深地感到恐惧，许多年轻人在街角厮混，居民们也不愿促进公共利益：面对着遍布骚乱、贩毒、卖淫、涂鸦和垃圾的现状，他们往往感到无能为力。哈佛大学社会学家罗伯特·桑普森（Robert Sampson）及其同事发现，即使将贫穷、暴力前科、移民的集中程度以及居民的稳定性等因素都考虑在内，凝聚力更强的街区暴力犯罪率也更低；那里的居民彼此之间往往更加亲密，也更愿意促进公共利益。在美国，贫穷的街区沦为了贫民窟，迁离此地的有钱人与其隔离开来，无视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