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不平等的代价（第3/5页）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美国的信任程度从1960年的60%下降到了2004年的不足40%。然而，是不平等导致了信任程度降低，还是不信任导致了不平等？孰先孰后？哈佛大学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的《独自打保龄》（Bowling Alone ）一书表明了不平等与“社会资本”（指的是人们参与社群生活的程度）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他写道：

社群与平等会互相强化……在20世纪的的多数时间里，社会资本和经济平等都是齐头并进的。就财富和收入分配而言，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美国要比一个多世纪里的其他时候更为平等……这同样也是社会联系与公民参与程度最高的时代。平等与社会资本的最高点恰好发生在同时……反过来，在二十世纪的后三十年，不平等加剧，社会资本被削弱……两种趋势发生的时机引人关注：大约在1965年至1970年的某个时刻，美国调转了方向，经济上的公正性以及社会与政治上的凝聚力均开始下滑。（第359页）

帕特南在另一篇文章中还写道：

因果关系可能是双向的。社会资本较高的州，公民更能减少不平等；不平等本身也会造成社会的分裂。

马里兰大学政治学家埃里克·厄斯莱纳（Eric Uslaner）的《信任的道德基础》（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Trust ）一书态度更为明确。他认为是不平等削弱了信任程度，而不是反过来。如果生活在社会资本更高的社会里，那么我们就会拥有更多朋友和邻居，这可能会增强我们对熟知之人的信任。但厄斯莱纳指出，“欧洲与世界价值调查”等衡量的是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我们并不了解这些人，而且他们往往和我们并无相似之处。他使用了多个来源提供的丰富数据，表明信任他人的人是乐观主义者，对于自己的生活有着强烈的控制感。父母的抚养方式也可能对孩子是否信赖他人产生影响。

厄斯莱纳与同事博·罗思坦（Bo Rothstein）一道对不平等与信任的因果关系进行了统计检验，该研究表明，是不平等影响了信任，“信任对于不平等并无直接影响；相反，不平等才是起因”。（第45页）]厄斯莱纳表示，“在不平等的环境里，信任程度不可能很高”；此外，收入不平等是影响信任的“首要因素”，胜于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长率等因素。有助于建立信任的并非平均经济水平，而是经济平等程度。厄斯莱纳的图表显示，在不平等急速加剧的时期，美国的信任程度也下降了（见图表4.3）。该图表上的数字表明了1960至1998年间，每一年的信任程度与不平等状况之间的关系。

图表4.3：随着不平等加剧，信任程度也减弱了。

多年来，不平等状况和信任程度的变化总是同步发生。当不平等加剧时，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与互助也减弱了，人们只能竭尽全力地顾及自己。于是，信任程度也不可避免地减弱了。不信任和不平等也会互相强化。正如托克维尔指出的，我们不太可能对不是同等地位的人怀有同情之心；物质差异会导致社会分裂。

信任是重要的

帕特南和厄斯莱纳都指出，信任会促成合作。厄斯莱纳的研究表明，信任他人的美国人也更愿意花费时间和金钱帮助他人。“信任者”也往往持有共同的文化信念，认为美国是由共享的价值观凝聚在一起的，所有人都应该得到尊重和包容。他们也更加支持法律秩序。

信任不仅会影响个人的福祉，还会影响公民社会的福祉。信任程度高意味着人们感到安全，烦恼较少，将他人视为合作者而非竞争者。在美国进行的许多有说服力的研究确认了信任与健康的关系：信任程度更高的人寿命也更长。事实上，信任他人者往往生活在信任程度普遍较高的社群里，并从中获益；较不信任他人者则常常生活在类似的环境中，并因此变得更加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