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贫穷，还是不平等？（第3/5页）

图表2.4：在美国各州，健康与社会问题与不平等存在关联。

图表2.5：在美国各州，健康与社会问题与平均收入水平仅存在微弱的关联。

会不会是我们选择的问题不具有代表性，才造成了这样的结果？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又使用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编纂的“富裕国家儿童福祉指数”。该指数综合了涵盖儿童福祉方方面面的40多项指标（我们删去了关于儿童相对贫困程度的指标，因为顾名思义这一指标就是与不平等密切关联的）。图表2.6表明，儿童福祉与不平等关联十分密切，图表2.7则表明，儿童福祉与各国的平均收入水平毫无关联。

社会坡度

正如我们在上一章结束时指出的，关于社会底层人群面临的问题为何更严重，也许存在两种解释。要么是人们所处的环境导致了这些问题，要么是因为人们受到这些问题的拖累，才沦落到了社会底层。我们在本章中提出的证据提供了新的思路。

首先考虑这一观点：社会是一项宏大的选拔机制，人们在社会阶梯上起起落落，原因在于各人的品质与不足。疾病、学习成绩不理想、青少年时期生育子女等因素的确不利于人们攀登社会阶梯，但“选拔机制”理论并不能解释为何这些问题在较不平等的社会比在较为平等的社会更为常见。社会流动性也许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何这些问题集中于社会底层，但不能解释为何较不平等的社会总体而言面临更多问题。

图表2.6：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富裕国家儿童福祉指数”与不平等存在关联。

图表2.7：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富裕国家儿童福祉指数”与人均国民收入不存在关联。

有一种观点认为糟糕的物质条件（如住房、饮食、教育机会等）直接导致了这些社会问题。这种观点暗示的是更加富裕的发达国家应该比其他国家表现更加优秀，但现实远非如此：某些最为富裕的国家表现最为糟糕。

值得注意的是，两种不同的环境下对健康和社会问题的调查，以及对富裕国家儿童福祉的调查，都呈现出同样的态势。富裕国家的问题不是由于该国还不够富裕（或者过于富裕）导致的，而是由于该国内部各群体之间物质条件差距过大导致的。起到关键作用的是我们在社会中所处的相对位置。

诚然，即使最富裕的国家也会有偶尔会食不果腹的一小部分贫困人群。然而，对占美国人口总数12.6%的生活在联邦贫困线（衡量的是绝对收入，而非相对收入，例如平均收入的一半）以下者的调查显示，他们中的80%拥有空调，几乎75%至少拥有一辆车，约33%拥有电脑、洗碗机，或第二辆车。这意味着他们之所以没钱购买食物等必需品，往往是因为他们更加渴望达到流行的生活标准。例如，他们也许会觉得节衣缩食购买衣服以维持表象更为重要。我们了解到，有一位年轻失业男子用一个月的收入购买了一部新手机；他表示这是因为女孩不会注意那些没有适当商品的男孩。正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强调的：在社会中表现得体面，不因显而易见的贫困而感到耻辱，是十分重要的。

然而，正如关于健康状况的坡度贯穿全社会一样，不平等和希望保持体面带来的压力也不只限于一小部分穷人。我们将发现，这些后果遍布于全体人群。

不同的问题，相同的根源

我们发现许多健康与社会问题与不平等相关。但决策者往往把这些问题视作彼此孤立的，认为每种问题都需要单独的应对措施。医生和护士为我们治病，警察和监狱应对犯罪问题，矫正教师和教育心理学家解决教育问题，社会工作者、戒毒机构、心理与健康专家应对其他问题。这些服务都是昂贵的，都只有部分效果。例如，医疗服务质量的优劣对于预期寿命的影响要弱于感染某些危及生命疾病风险的高低。而且，即使这些服务成功地防止了人们再次犯罪，治愈了某种癌症，令某人摆脱了毒品，或是解决了教育失败的问题，我们的社会依然在不停地为每一代新人重新制造这些问题。与此同时，所有这些问题都在较不平等的社会中和社会最为贫穷的地区里最为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