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2010年6月，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我并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抑郁的感觉像口大钟罩在我的头上。我远离了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甚至连每周三晚上与玛吉通电话的事都不能让我提起精神。

我懒洋洋地爬下床，迷迷瞪瞪地走向洗手间。昨天夜里我吃了多少安眠药？我想不起来了。这着实吓了我一跳。

我吃了一片阿普唑仑，走进淋浴间。说实话，阿普唑仑的效果已经越来越弱了。我需要多吃好几片才能起到我想要的镇定效果。我知道这是一种危险的苗头，应该引起警惕。而事实上它的危险已经逐渐显露出来，在我的精神上。

冲过澡，我把湿漉漉的头发扎成个马尾，穿上一套卫衣。这时只觉得头一阵阵地痛。

吃点东西也许会好些，可我的胃像被一双无形的手攥着一样，我担心吃什么都会吐出来。

上午的时光一点点溜走，我试着读了一会儿书，看了会儿电视，甚至搬出吸尘器打扫卫生。可不管做什么，糟糕的心情始终得不到缓解。

或许该喝点酒？只喝一杯。

已经过了中午了。酒的确起到了一点作用，尤其第二杯。

手机响时我再次萌生戒酒的念头。看到来电显示，我一下子扑过去，好像给我打电话的人是上帝。

“玛吉！”

“你好，塔莉。”

我蜷缩在沙发里，意识到此刻我多么需要听到一个朋友的声音，“能听到你的声音真是太好了。”

“我到城里来了，想着应该顺便看看你。再过十分钟我就到你家，等着给我开门。”

我霍地站起身，激动得差点哭出来。谁都想不到玛吉的到访对我有多重要。我已经堕落得人不人鬼不鬼了。我需要一个倾诉的对象，而玛吉——待我像妈妈一样的人——是最合适的人选。也许她能帮我走出困境，“好的，我等着。”

挂掉电话我便冲进洗手间，迅速吹干头发，又涂了大量的发胶，给自己梳了一个精神的发型。然后草草化了个妆，换上牛仔裤和短袖上衣。我渴望见到亲人，渴望被接纳和被需要的感觉。最后我又特意穿了一双平底鞋（真不该喝那两大杯红酒，否则就可以穿高跟鞋了）。

门铃响了，我急切地冲过去打开门。

站在门外的人却是我的妈妈。天啊，她已经瘦成什么样了。她穿着宽松肥胖的长裤，勃肯凉鞋，还有一件我已经多年不见的带绣花的墨西哥束腰上衣，看上去就像70年代难民营里的难民。她灰白的头发抗拒着把它们扎成一团的皮绳，其中几缕散漫地垂在她瘦小而又布满皱纹的脸前。她的突然出现使我大感意外，一时之间竟不知道该说什么。

“是玛吉让我来的。”她说，“不过是我的主意，我想见你。”

“她人呢？”

“她没有来。想见你的人是我。但我知道你是不会为我开门的。”

“你来干什么？”

她从我身边挤过去，来到屋里，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仿佛这世上没有任何理由能够阻止她这么做。

走进客厅，她转身面对我，犹豫片刻之后，终于用沙哑的声音对我说：“你有酗酒和药物上瘾的问题。”

我听了一愣，有那么一两秒钟，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想：糟了，被发现了。这是很恐怖也很丢人的事，我感觉自己像被人剥光了衣服丢在她面前，无地自容，不知所措。我不自觉地后退了一步，摇着头说道：“不，不，我的药是有处方的。你说得倒好像我嗑药似的。”我甚至觉得好笑起来。她是不是以为我从后街那些毒品贩子手里搞到毒品，然后用针管注射到自己的身体里？天啊，我会堕落到那个地步吗？我有医生的处方，药物都是从沃尔玛买的。这时我不禁开始怀疑，她应该不会平白无故地指责我，她听到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