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一

玛斯洛娃的案子要过两个星期才能在枢密院里审理。涅赫柳多夫打算赶在这之前到彼得堡去一次，这样，在枢密院里一旦败诉，就可以按照写状子的律师的建议，去向沙皇告御状。如果这次上诉没有结果，那么根据律师的意见，就必须早作准备，因为上诉的理由很不充分。这样，包括玛斯洛娃在内的一批苦役犯，就可能在六月初出发。涅赫柳多夫已经打定主意跟玛斯洛娃一起去西伯利亚，为了给这次远行做好准备，他必须到乡下去一次，把那里的事情安排停当。

涅赫柳多夫首先坐火车到最近的庄园库兹明斯科耶去，他在那儿有一大片黑土地的地产，主要的收入都是从那儿来的。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在这片庄园里度过的。后来，长大成人后，他又去过两次。有一次他是奉母亲之命把一个德国籍总管送去，并且跟他一起去检查田产的经营情况，所以他对家里的田产以及农民跟账房间的关系，也就是农民跟地主的关系，早已非常熟悉。农民跟地主的关系是这样的：说得委婉一些，农民完全依赖账房间，简言之，农民受到账房间的奴役。这不是那种一八六一年废止的明目张胆的奴役，即某些人受一个主人的奴役，而是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受大地主们的共同奴役，有时，偶尔也受到生活在农民中间的某些人的奴役。涅赫柳多夫知道这一点，也不可能不知道，因为他的田产就是建筑在奴役的基础上的，而且他自己也在经营这份产业。可是涅赫柳多夫不光知道这一点，而且知道这是不公正的、是残酷的，他早在大学生时代，就知道这一点，那时他信奉并且宣传过亨利·乔治的学说，而且根据这个学说，他把父亲留传下来的土地分给了农民，他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占有土地就如同五十年前占有农奴一样，是一种罪恶。不错，自从他去军队服役，对一年花两万卢布已习以为常之后，他以前的一些认识在自己的生活中已经变得可有可无，完全被置之脑后。他非但从来不问一下自己对财产抱什么态度，母亲给他的这些钱是从哪儿来的，而且竭力不去想这些问题。可是，母亲去世后，他继承了遗产，必须管理财产，也就是管理土地，这时又一次把他对土地所有制的态度问题提到了他的面前。如果在一个月以前，涅赫柳多夫就会对自己说，他没有能力去改变现行制度，加上管理庄园的不是他，于是他多少可以心安理得一点，一如既往地住在这远离田产的地方，接收从那儿寄来的钱。然而，现在他决定，虽然他即将动身到西伯利亚去，就要跟牢狱里的人发生复杂而困难的关系，这一切都需要钱，他还是不能容许保持现状，而必须改变它，即使自己蒙受损失，也在所不惜。为此，他决定不再亲自经营土地，而是把它廉价租给农民，使他们有可能在大体上不再依赖地主。涅赫柳多夫不止一次地把地主的地位跟农奴主的地位作比较，认为不雇工耕种土地而把土地租给农民，是与奴隶主把徭役制改为代役租制一样的。这样做不能解决问题，却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这是压迫从粗暴的形式向比较不粗暴的形式的过渡。他就是打算这样做的。

中午时分，涅赫柳多夫到了库兹明斯科耶。他一切从简行事，没有打电报叫人去接，而是自己在车站上雇了一辆两匹马拉的小四轮马车。马车夫是个小伙子，穿一件紧腰细褶的土布长外衣，在腰身下面打褶的地方系着一根皮带。他按照马车夫的习惯，侧身坐在驭座上，兴致勃勃地跟老爷聊天，因为他们一聊天，那匹疲劳不堪的瘸腿白辕马和那匹拉边套的患气肿病的瘦马就可以一步一步地慢慢走，这是它们求之不得的。

马车夫滔滔不绝地谈起库兹明斯科耶的总管，却全然不知车上坐着的就是他的东家。涅赫柳多夫故意没有告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