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异地区（第5/6页）

从来没有任何东西像火人一样让我深刻地明白了一个真理，它理解起来那么容易，做起来却那么难：给予即是获得。因为黑岩城没有买卖，人们经常会认为以物易物替代了现金。以物易物，其实只是一种不怎么高效的交易方式而已。火人节有不同的东西——礼物经济——在运作。而生活，人们常说，其实就是给予与收获。但是最高层次的生活，应该是给予与给予。多年之后，在巴厘岛，我参观了乌布莎丽健康度假村。创始人的名字我记不清了。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记得一块匾上写的纪念他的内容：“没有人会因为给予而贫穷。”在黑岩城，每个人都因给予而变得富有。

这并不是这些灰烬如此打动我的全部原因。那一年的大部分时间，电视新闻经常充斥着冒烟的灰烬图像：在长期持有的狂热民族主义的不满之下，科索沃的许多房屋化为灰烬。阿尔巴尼亚人的家园，先是被四处抢劫的塞尔维亚人焚毁，几个月后，复仇的阿尔巴尼亚人点燃了塞尔维亚人的房屋，火势又蔓延到他们自己的房屋。另一方面，熊熊大火又代表了进步，说明历史可以改善，虽然是在灰烬之中；而在这里，在沙漠之中，它意味着，文明终将变成什么。

在西萨查那莱的那天早晨，我正在考帕农普楞寺的佛像前闲逛。太阳依旧在树林之间燃烧。四处是鸟儿的鸣叫声。佛像的神情如此安宁，我有一种想要下跪的冲动。我抑制住了，但当你被深深感动的时候，又能做些什么呢？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能做的姿势实在有限。什么能取代它们呢？我们还有新的姿势、新的方式表达对优雅及美丽的渴望吗？

尼采感到疑惑，在他预言中的上帝死了的时代，什么样的场所适合人们冥想与沉思。教堂？不行，它们全都被基督教弄得黏黏糊糊，就好像下跪这个动作一样，被玷污了。我没有下跪，但不知道做些什么来代替。太阳就在那里，佛就在那里，我也站在那里，安静地，努力地遏制纷纷扰扰的思绪。我还满脑子想着尼采，想着他说的，祈祷是为愚蠢的人们发明的，给他们找点事做，防止他们烦躁不安、制造事端。在神圣的场所，也许这就是现代相机的功能：给你找点事做。当然，我没有相机；我所能做的就只有在那里。

不过，祈祷的姿态不会这么轻易被抛弃。看着安宁的佛像，我想起，在我之前提到过的人生中那个冗长阴郁的时期，我是如何沉沦于失望和悔恨之中，什么事都是一筹莫展。有一天，我发现自己正在去往国王十字站的地铁上。我要去参加一个期待了好几个星期的聚会，等到了皮姆利柯站(10)的时候，我又害怕去那里了，只想回到家，一个人待着。我下了地铁，穿过站台，乘上下一趟回南部的地铁。等地铁开到史托维尔站(11)的时候，我又觉得自己待在公寓里是如此可怕，我又踏上了去北部的地铁。就这样，我在维多利亚地铁线的地铁站之间往返了许多次。如果有精神病医生在观看监控录像的话，肯定会得出结论，说我马上就要卧轨自杀。但我没有，我只是上上下下，直到最后，我终于（我已经成功地往北坐到了华伦街站(12)）找回了足够的自制力，上了向南行驶的地铁，闭上眼睛，坐在上面。地铁疾驰在隧道之中，我睁开双眼，看见对面黑漆漆窗子上自己的影子。只是为了让自己镇定下来，为了让自己回到家，没有去想上帝或灵魂拯救，只想着我的公寓能提供的东西（电视、沙发、啤酒），我也采用了经典的祈祷姿态。我低下头，双手在面前紧握。在别人看来，我肯定是非常虔诚的，甚至是平静的。

而此时此刻，我凝视着火人所在之地的余烬。我处在人生的顶点，这种感觉并不陌生：这是让你的整个人生看上去值得的时刻之一，因为它将你带领到了这里，带到了这个时刻。如果有选择的话，我会非常快乐地将人生重走一回，什么也不改变。哪怕是在新奥尔良从安吉拉那里染上衣原体病菌，或者丢失太阳镜（当时我还没有弄丢它，并且我十分自信——我正戴着它！——永远不会弄丢它），还有其他我想不起来的片段（最终肯定会想起来的），我都不想改变。在这种情形下，某种祭品是必须的。因此——虽然这个举动有些荒诞，却也让这一切更加理所应当——我把我的粉红色羽毛围巾放在余烬之上，看着它慢慢地被火焰吞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