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走向永恒之邦的过客 15（第3/6页）

“为了生活，我必须感觉到我自己有用，这对我是必不可少的。”雷莫知道，他的观点中自由的倾向太重，不容易让已有的报刊杂志接受，他就由一位战友帮忙，在比利时创办了一家周刊，“为了捍卫人民的事业”。“不减轻人间的痛苦死不瞑目……”自然，他成了众人讽刺挖苦的目标。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学者，从来不为别人的不幸担心，无论他们在什么地方，埃诺这里一旦有风吹草动，威胁到他们的个人利益，他们就马上跳了起来。这些人斥责雷莫，说他不关心地方公益，反倒为加勒比人或卡菲尔人的命运悲痛不已。渴望着行动的年轻理想主义者辩驳道：“我们的灵魂足够宽阔，能够容纳所有不幸的人，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我们的智力足够机敏，能够给他们以援助。”也就是这种为他人服务的精神使雷莫成为和平军团的一个创始人。这是一个孤立无援的小团体，有点可笑，企图把一八六九年在滑溜溜的斜坡上滚入战争的欧洲支撑住。无论是老谋深算的卡福尔掌权的皮埃蒙特地区，陷在政治威望的陷阱中的法兰西，还是铁腕俾斯麦的普鲁士都不会听几个疯子的瞎嚷嚷。为了他的事业，雷莫花费了父亲留下的一部分遗产，翻译并印刷了千万份呼吁和平的传单，在他旅行时散发出去。当然，结果好比是一阵风把传单吹走了。自由宽松的帝国引起了一股希望，他的一位共和主义的朋友邦塞尔，十二月二日曾被流放过，此时在选举中得到了胜利，也让他高兴了一阵子。紧接下来一八七〇年的国难是更为深刻的悲剧，还有二十万人尸陈战场的血腥噩梦。

那时的比利时人，谴责普鲁士人的野蛮粗暴，但又从他们的胜利中占些便宜，至少认为谁打胜了谁就有理，年轻人看到这种现象不禁又羞又恼。在那“恐怖的一年”冬天，邦塞尔经过“反对现有制度，呼吁追求的一生”之后，筋疲力尽，英年早逝。他的朋友本不多，又失掉了这个人的支持。接着，一八七一年五月份，居斯塔夫·弗路朗被打死，他已经是个有名的年轻生物学家，因为他是无神论者，又攻击了帝国的权威，才二十七岁就被拉下了他心爱的法兰西公学的讲台。雷莫跟居斯塔夫一起从布加勒斯特旅行到君士坦丁堡。就是从那里，血气方刚的法国青年动身去参加了希腊的克里特岛上的人民起义。奥克塔夫怀着一点艳羡想着那两个同路的伙伴热情的谈话会有什么内容。居斯塔夫被任命为几处防御工事的统领，在夏杜的一个旅馆的门口被凡尔赛的军队打中了，那时他正掩护公社部队撤退。雷莫很是悲痛，尤其是想到在一段时期他曾跟这个人抱有同样的希望，他想象不到如何才能给他恢复名誉，心里就越发痛苦。他家里的任何人都不理解也不能容忍这种破坏性的胡闹。奥克塔夫伤心地轻声说道：“在他们和你之间的联系早就断了。你还只不过是个愤世嫉俗的绅士的时候，他们就认为你在造反；如果你拒绝从公正的严格原则上迈开一步，他们就认为你古怪刻薄不近情理了。”雷莫本人把他哥哥这温和的看法更推进了一步：“就像苍蝇成群地麇集在受了伤的身体上一样，恶毒的话像下雨似的，都射在我身上。”然而他还在战斗，又创办了一个杂志来继承那个办不下去的周刊，并且给外省的日报为他死去的朋友写悼念文章。奥克塔夫专注地目睹了他这孤独的斗争，让他想起易卜生笔下的培尔·金特在同一个时代的生活。他低声为他弟弟的一生作了概括：“与其所作的努力得不到成功，宁愿去死。”

雷莫在一生的最后一年，也改变方向涉猎一些不太让人厌倦的事：他在耶拿已经接触过的哲学和自然科学。然而在这里面也隐藏着危险。他对植物的研究倾向于众人嗤之以鼻的达尔文主义，他阅读黑格尔和叔本华的作品，但他已不是那个在阿克兹的小教堂里祈祷并且虔诚地到圣日耳曼奥塞尔大教堂领取圣体的少年了。奥克塔夫和伊雷内夫人保存了他的信，很早就感觉到在他的书籍里有一股让人不安的叛离宗教的阴影向他们袭来。丧失信仰不仅是精神上的灾难，而且是社会上的一桩罪恶，是邪恶地背叛了从摇篮里就建立起来的传统。“对于这个心潮起伏思绪不定的人，周围有许多人怀着高尚的激情向他进行聪明智慧的劝说，这其实是错误的。本来应当让这个焦虑而又敏感的人平静下来，劝告和斥责只能让他激动。他们毫无用处地刺激这个已很痛苦的灵魂，对他说是他自己错了。他们不如让他感到，对周围景象斩钉截铁的判断本身就是个不幸。”奥克塔夫又模模糊糊地继续想道：“如果我有什么可谴责自己的，那就是曾经跟雷莫辩论他所相信的道理。”像往常一样，他一面自责一面又原谅了自己，“我本来应当通过心灵的路去提高他的勇气。他一直希望在他的社会斗争中能得到我的支持……他的新理论引起了我的惊恐，而且，在没有清清楚楚地看到结果之前决不采取鲁莽的行动，这是我的天性，他发现了这一点，内心深处万分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