拧发条鸟与星期二的女郎们（第3/12页）

电话挂断。我又望了一会儿听筒，之后放下。

老婆怎么会知道什么“胡同”呢？我觉得不可思议。进那条“胡同”须从院里翻过混凝土预制板围墙，况且根本就没什么必要费此周折。

我去厨房喝罢水，打开短波，剪指甲。收音机正在播放罗伯特·普兰特新出的密纹唱片。听两首耳朵听痛了，便关掉收音机，走到檐廊看了看猫食碗。碗里的煮鱼干仍是昨晚的样子，一条也未减少：猫还是没有回来。

我站在檐廊上眼望涌进初夏阳光的自家小院。其实望也望不出什么赏心悦目的景致。由于一天之中有阳光照进来的时间极短，土总是黑黢黢湿乎乎的，种的也仅有角落里两三丛不起眼的绣球花，而我压根儿就不喜欢绣球花那种花。

附近树上传来不规则的鸟鸣，吱吱吱吱的，简直同拧发条声无异，我们于是称其为“拧发条鸟”，是妻命名的。真名无从知晓，连是何模样也不知道。反正拧发条鸟每天都飞临附近的树枝上，拧动我们所属的这个静谧天地的发条。

我为什么非去找猫不可呢？我边听拧发条鸟鸣叫边想。再说找到猫又能怎么样呢？劝它回家？还是求它——就跟它说大家都挺担心的，还是回来吧——回家？

罢了罢了，我想，真个是罢了罢了。猫去它喜欢的地方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不就行了？我都三十了，在这种地方到底算是干什么呢？洗衣服，考虑晚饭菜谱，找猫。

曾几何时——我想——我也是燃烧希望之火的地道之人。高中时代读过克拉伦斯·达罗的传记，立志当一名律师。成绩也不坏。高中三年级还在“可能成为大人物”投票中获得过第二名，之后又进入较为像样的大学的法学院。而这竟在某处偏离了正轨。

我支颐坐在厨房餐桌旁，就此——就我的人生指针究竟在何处偏离正轨——略加思忖。然而我不得其解。并没有特别记得起来的事。不曾在政治运动中受挫，不曾对大学失望，不曾对女孩过于投入。我是普普通通生活过来的。只是在大学快毕业时，一天我突然觉得自己不再是往日的自己了。

这一偏差最初想必是微乎其微的，微小得几乎看不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偏差越来越严重，不久竟将我带到看不见原来状况的边缘。若以太阳系作比喻，我现在大致位于土星与天王星的正中间。稍移一点，甚至冥王星都可看见。问题是——再往前到底有什么呢？

我是二月初辞去已做了很久的法律事务所的工作的。没什么特殊缘由，也并非工作内容不称心。虽说内容本身谈不上令人欢欣鼓舞，但薪水不薄，办公室气氛也够融洽。

说起我在法律事务所的作用，简而言之只是个专业性差役。

可我觉得自己干得有声有色。自己说来未免不够谦虚——就履行那类事务性职责而言，我是相当精明强干的人选。头脑反应敏捷，动作雷厉风行，牢骚一句不发，想法稳妥现实。所以，当我提出辞职时，那位老先生，也就是作为事务所主人的父子律师中的长者还挽留我，说不妨加点工资。

然而我还是离开了那家事务所。至于为何离开，其理由我自己也不甚了了。倒也不是说辞职后有什么胸有成竹的宏伟蓝图。至于再一次闭门不出准备应付司法考试，无论如何都没那份心思，更何况时至如今也并非很想当律师。

晚餐时，我开口说想辞去这份工作，妻应了一声“是吗”。这“是吗”是何含义，我一时吃不大透。她又再无下文。

我也同样不语。

“既然你想辞，辞也未尝不可嘛，”她说，“那是你的人生，尽可随心所欲。”如此说罢，便只顾用筷子将鱼刺拨往盘边。

妻在一家专门介绍健身食品和天然食品的杂志社当编辑，工资也还过得去，而且有在其他杂志当编辑的朋友委托搞一点图案设计，故而收入相当可观。而我失业之后又可以享受失业保险。再说，我若在家老老实实做家务，诸如外餐费洗衣费等开销即可节省下来，同我上班挣钱相比，生活水准应当没甚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