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第3/4页）

后来，到了波哥大，他依然期待着。他还是在晚上写作（现在是写《恶时辰》了）。那时候，他和我两人主持着拉美通讯社分社的工作。《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在一家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但该杂志的编辑事先并没有征得作者的同意，也没有付一分钱的稿酬。因为，他们无疑认为，发表一部出版商不屑一顾的稿子已经是一种颇为慷慨的酬谢了。当然，《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在当地获得了好评，正如晚些时候《恶时辰》得到的评价一样；后面这部小说以后还获得了哥伦比亚埃索石油公司赞助的全国文学奖。

不过，不管怎么说，这些只是微不足道的成绩。这些书的印数很少，给的稿费很低，发行范围也仅仅局限在国内。除了在哥伦比亚，还没有人知道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何许人。甚至在国内，除了他的一些密友之外，其他人也仅仅把他看作是一个尚有价值的地方文学的代表，而远非才华超群的作家。波哥大的上流社会一向以姓氏和衣衫取人，因此绝不忽视他来自外省、来自沿海地区的出身，他那支棱着的头发，他穿的红袜子，也许还有他分不清吃鱼和进甜食时该用什么刀叉的笨拙模样。

有人说得妙：拉丁美洲的资产阶级分不清动词ser和tener。此话真是一针见血。有一天，加夫列尔终于跟他们住进了同样的旅馆，在同样的餐厅里吃龙虾，和他们一样或者说竟比他们更加了解葡萄酒的合适温度，了解奶酪的品类，熟悉纽约、巴黎或伦敦的名胜和娱乐节目了。他们为他敞开大门，讨好地恳请他跟他们一起喝一杯威士忌；他们现在什么都不在乎了，甚至包括这位《百年孤独》的作者一贯左倾的思想以及他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同情态度。

不过这一切都是后话。当时还并非如此。虽则他已经出版了几本书（包括墨西哥维拉克鲁斯大学出版的《格兰德大妈的葬礼》在内，已经有四本了），等待却还得拖好几个年头。加夫列尔由拉美通讯社社长豪尔赫·里卡多·马塞蒂派遣，任驻纽约记者。他一如既往：白天当记者，晚上躲在旅馆里搞创作。那年月，无论从哪个意义上来说，都是极其艰难的时期。纽约的古巴流亡者常常打电话威胁他，有时候会提醒他别忘了自己还有老婆孩子，他们可能会遇到麻烦。为了预防任何袭击，加夫列尔在工作时总是准备一根伸手可及的铁棍。在古巴国内，其时正在经历后来所谓的“宗派主义年”。旧的共产党的成员掌握了国家机关的重要位置。这些人对拉美通讯社极感兴趣。社长豪尔赫·里卡多·马塞蒂是个阿根廷青年，他头脑清醒，为人通达，但竟然跟他们对着干。当他被撤去社长职务时，我们这些跟他一样具有革命热情并反对党内宗派主义的人，都辞职不干了。加夫列尔也是其中之一。

（我认为，这一事件标志着古巴革命进程的一个令人不安的转折。但加夫列尔不以为然，我觉得他只把它看作是前进道路上出现的一桩意外，并没有使他对古巴政府的同情有所降温；但是，这种同情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无条件的盲从。）

他辞职之后，就在纽约失了业，又没有回去的盘缠。他居然荒唐地（不过这种荒唐他在内心深处却认为是有隐藏的逻辑的，这完全出于他的直觉）决定带着妻子和孩子去墨西哥。他们是坐公共汽车去的，全部款项只有一百美金。

他在墨西哥找到的第一件差使是给一家妇女杂志当编辑。那天，他的鞋底快掉了。杂志社老板还是一位知名的电影制片人，约他在一间酒吧见面。他得比他先到后走，免得让人看出他那双皮鞋开了线。过了那么多年，他还处于和当年他写第一部小说时同样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