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第2/4页）

最近，我们重访了居雅斯大街当年他下榻的那间阁楼。窗前是拉丁区的一片屋顶，屋内仍然可以听到索邦神学院报时的钟声，但是，已经听不到每天早晨从街上进来兜售洋蓟的小贩悲怆的叫卖声了。每天晚上，加夫列尔让膝盖紧紧挨着暖气片，抬眼就能看见用一枚大头针钉在墙上的他的未婚妻梅塞德斯的肖像，写一部小说，一直到晨光熹微的黎明；那本小说就是《恶时辰》。但是他刚开了个头，就不得不停了下来。他准备塑造的一个人物，一位望眼欲穿地等着退伍金的内战时期的老上校，需要有他自己的一块地盘，需要一整部小说。他把它写了出来。他写出了《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这一方面固然是为了给《恶时辰》扫清道路，另一方面也是想要通过文学解除当时日常生活的窘困：他跟他笔下的人物一样，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也总是在等待来信，等待附有支票的来信，但总也没有音讯。

他的经济问题起始于刊登在《世界报》上的一则三行字的消息，我们是在学院路的一家咖啡馆里看到的。原来，当时统治哥伦比亚的独裁者罗哈斯·皮尼利亚关闭了《观察家报》，而加夫列尔正是该报驻巴黎的记者。“没什么关系。”他说。但是实际上关系很大。来信再也不附带支票了。于是，过了一个月，他就缴不出旅馆的房钱了。布拉桑还在唱他的歌，情侣们还在地铁里亲吻，然而巴黎已然不是他初来时的巴黎了，它变成一座苦涩、冷酷的城市，不少拉丁美洲人对此都深有体会。巴黎的房间有如冰川一般寒冷，到处都是穿着破烂的套头衫的人。在巴黎，吃一顿热饭，挨着有火的角落取一会儿暖，就是一种大胆而令人惊讶的豪举了。

巴兰基亚的贫穷有它美好的一面，再说，穷也是相对而言的：那儿处处有友人，市长还常常派车把他送到他下榻的旅馆，引得看门人和妓女都惊奇地睁大了眼睛。加勒比是充满人情味的。“有饭大家吃。”那儿的人们常这样说。巴黎恰恰相反，它对于穷人真是铁石心肠。加夫列尔对此深有体会。有一天，他在地铁里不得已跟人要一枚硬币，一个人给了他，但却是没好气地把钱放在他手里的，而且对他的解释根本不屑一听。

加夫列尔曾经说过，一座城市，只要他在那儿待过，就会比别的城市给他留下更为持久的印象。巴黎留给他的印象是悲伤的：“一个漫漫长夜，我无处栖身，便坐在长靠背椅上，在地铁通风口散发出来的恩赐的雾气中打着盹儿，度过了一宿；而且，还躲过了常常追打我的警察，因为他们总把我当成阿尔及利亚人。突然，曙光出现在天际，煮菜花的气味消失了，塞纳河也停止了流动，在这个为晨光薄雾所笼罩的秋天的星期二，我成了这座空旷的城市里唯一活着的存在。当时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当我走过圣米歇尔大桥时，我听到了一个男人的脚步声；我在雾霭中隐隐约约地看到那人穿着一件深色外衣，两手插在衣兜里，头发似乎刚刚梳过。我们在桥上擦肩而过的那一瞬，我瞥见了他半张清癯而苍白的脸庞；他是在哭着走道的。”

他在这一时期的产儿便是《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他的第二部小说。不过这本书也没有给他打通门路。我记得，这部小说的副本我保留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是一份打在黄色纸张上的稿子。我把它送给一些人看，心想这些人一定能促成其付梓，不料他们居然并不欣赏这本小说的文学质量。

在巴黎旅居数年之后，我们去了加拉加斯当记者。加夫列尔仍然在晚上不工作的时候写作。这时候他是在创作《格兰德大妈的葬礼》等短篇小说。还是没有人发现，这位在杂志社供职的记者已经很自然地成长为一个优秀的作家了。加拉加斯是一座到处是移民的城市，拥有窗明如镜的大楼和水泥高速公路，在这里，任何成就都会牵涉数百万玻利瓦尔，除此之外，它还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来承认不请自来的天才。当然，它对今天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极其慷慨大方，但是想当初，他不过是一个瘦削的、不安分的三十来岁的记者，它甚至连他的存在都不知道。尽管他能写一手非常出色的新闻报道，可是把自己的小说寄去参加各类报纸的评奖活动却一无所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