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合（第4/6页）

之后的事好像一个混乱的空洞，血液离开了廷蒂，廷蒂离开了我们。山里人自告奋勇去埋葬他，我留在洞里休息，虽然里面全是呕吐和冷汗的味道，很奇怪我忽然想起我以前最好的朋友，在我人生中的转折之前，从那以后我便离开祖国赶到几千公里之外，赶到路易斯那里，登陆到这个岛上，这个洞里。我计算着时差，想象在这个时候，星期三，他刚来到他的诊所，把礼帽挂上，看一眼邮件。这不是幻觉，我不由回想那些年中，我们在城市里的生活密不可分，交流政见、女人和书籍，每天在医院见面；他每一个表情我都那么熟悉，而且那不仅仅属于他，也是我当时世界的一部分，如同我自己，我的女人，我的父亲，我的报纸（少不了他夸张的品评），我中午和值班医生共进的咖啡，我的读物，我的电影和我的理想。我自问我的朋友会怎么看待这一切，路易斯或我，仿佛看见回答写在他的脸上（不过这是发烧造成的，应该服奎宁）。一张神情自足的脸，被优越的生活、优选的善本和所向披靡、声誉远播的手术刀所蒙蔽。他甚至不必张口对我说“我觉得你的革命不过是……”完全没必要，只能如此，这些人无法接受一种变化来揭穿他们言行背后的真实理由，那些廉价和定时的慈善，有章可循、人人均摊的仁爱，与同类相处的天真，沙龙里的反种族歧视：“那姑娘怎么能嫁给个黑白混血人，切”，离不开年度分红和节庆广场彩旗飘飘的天主教信念，中间道路的文学，不外乎限量发行版加银饰马黛茶壶的民俗学，官吏奴才们的会议，或迟或早无可避免的愚蠢的灭亡（奎宁，奎宁，又是哮喘）。可怜的朋友，我难过地想象他像白痴一样捍卫着那些虚假的意义，正是这些将毁掉他，便是再侥幸也将降临在他儿女一代。他捍卫封建主的所有权和不受限制的财产权，而他自己只不过拥有一家诊所和一处精心打理的房子而已；他捍卫教会的准则，而他妻子布尔乔亚式的天主教信仰却迫使他在情人们那里寻找慰藉；当警察关闭了大学，查封了出版物，他还在捍卫名义上的个人自由。他捍卫是出于恐惧，对变革的恐惧，出于怀疑主义和不信任，这些在他可怜的失落的祖国是唯一存活的神祇。我在想这些的时候，“中尉”跑了进来，冲我大喊路易斯还活着，刚刚截住了一个与北部联系的交通员，说路易斯活得比谁都结实，已经带着五十个老乡上到山区的高处，还把一个营的正规军堵截在洼地，缴获了所有的武器。我们像傻子似的抱在一起，说的那些话在事后很长时间里都让人又气恼又害臊，却也成为美好的回忆，因为这些和吃烤羊羔以及前进是唯一有意义的事，唯一重要并且不断进展的事。那段时间里我们彼此不敢对视，用同一根木柴点烟，眼睛直直地盯着木柴，擦着眼泪，要知道烟雾催泪的性质是众所周知的。

剩下就没有太多可说了，天刚亮，我们队伍里的一个山里人领着“中尉”和罗伯特来到保罗和三个同伴呆的地方，“中尉”托住双臂把保罗举了起来，因为他的双脚已经在沼泽里泡坏了。这下我们有了二十人，我记得保罗以他肆无忌惮的方式一把将我抱住，跟我说话的时候嘴里也没忘叼着烟卷：“只要路易斯活着，我们就能赢。”我为他的双脚打上绷带，漂亮极了，小伙子们拿他开玩笑，因为看上去活像是在试穿雪白的新鞋，说他哥哥一定会批评他这样不合时宜的奢侈，“那就让他批评好了，”他开玩笑地说，像个疯子一样抽着烟，“要想批评人自己先得活着才行，伙计，你都听见了，他活着，活蹦乱跳，活得比鳄鱼还有精神。咱们这就上山，瞧你给我打的这绷带，真奢侈……”不过好景不长，太阳一出来子弹也铺天盖地地来了，我在耳朵上挨了一枪，如果再近上那么两厘米，你呀，儿子（或许有一天我写的这些你会读到），可你老爸的这些事你就无从知晓了。鲜血、疼痛和惊吓使事物在我眼前变得立体化，每一个形象都凸现于眼前，因为我的求生欲望而产生了另外的色调，其实我并无大碍，用手帕扎好就继续上山；但后面倒下了两个山里人，其中一个是保罗的人，脸上被一颗45型子弹打爆了。在那种时候有些让人永远忘不了的蠢事；我记得有一个胖子，估计也是保罗手下的，在战斗最危急的时候，想躲到一棵树后面，侧着身，跪在树干后，我特别记得那家伙还喊着投降吧，记得夹在两阵汤姆森机枪扫射之间，“中尉”回答他的声音，一声怒吼压过了枪声：“这里没人投降，妈的！”山里人中最年轻的一个，一直腼腆得不说话的小伙子，他告诉我一百米外有条羊肠小路，通往左上方。我喊着告诉“中尉”，并开始领头，山里人都跟着我。他们在枪林弹雨中健步如飞，仿佛是种享受，看得人赏心悦目。最终我们渐渐挨近路口的木棉树，山里的小伙子在前攀爬，我们跟在后面。我喘得迈不动步，脖子上的血流得比砍了头的猪还要多，但心里却很有把握这一天我们也能逃脱。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感觉就像数学原理一样不容置疑，这天晚上我们将与路易斯会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