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总统书[1]（第4/5页）

因为有件事真的会造成不便，尤其是对于西方工业化民主制的牛仔们而言，这就是，认识到在印第安人的领地上发生的灾难是大众社会的第一声哭号，一声仿佛来自未来世界的哭号；认识到这并非“主义”，而是在人类心头突然裂开的一道深渊，它吞噬诚实、同情、礼仪和正义，饱食之后，呈现给依然民主的外部世界一个相当完美、平滑的表面。

但是牛仔们憎恨镜子，这或许仅仅因为他们在镜中比在野外更容易辨认出那落后的印第安人。因此，他们更愿意骑上他们的高头大马，搜索没有印第安人现身的地平线，嘲笑印第安人的落后，在被别人——首先是被印第安人——视为牛仔的过程中获得巨大的精神满足。

总统先生，您常被喻作哲人王，您自然能比许多人更好地体会到，在我们那“印第安部落”中所发生的一切都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及其“高贵野蛮人”的观念(这观念实际上始自地理大发现时代)，这种观念认为人性本善，但总是受到不良体制之毒害，坚信体制的完善必将使人复归其始初的善。因此我认为，除了先前已被承认、或我希望已被承认的这一点外，我们还应加上一点，即正是“印第安人”在完善自己体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使他们抵达了该计划的逻辑终点：一个警察国家。或许，这一成就显而易见的野蛮性质会使“印第安人”想到，他们应该退回内地，他们不应让他们的体制过于完善。否则，他们就可能失去“牛仔”向他们的保留地支付的津贴。或许，人之善和制度之恶间的确存在某种比例关系。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也许有人就该承认，人性并不真的那么善。

我们是否就落入了这一处境，总统先生，或者至少您是身在其中了？“印第安人”是否该模仿“牛仔”，或者是否该祈求神灵指点出别的道路？但愿他们所遭遇的悲剧之规模本身足以保证此类悲剧不再重演？但愿他们的悲伤和他们对自身遭遇的记忆足以创建一种更加富有平等精神的纽带，胜过自由的企业精神和双议会的立法机构？如果他们要起草一部宪法，他们或许在一开始就应该承认，在这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和他们的历史都会让人想起原罪。

如您所知，这可不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概念。翻译成日常生活用语，其含义就是：人是危险的。这个原则除了能为我们敬爱的让雅克·卢梭作一脚注外，或许还可以使我们创建一种社会秩序，如果不建在其他地方，那至少也要建在我们的国土——这片深受傅立叶、蒲鲁东和勃朗毒害而忽略了伯克和托克维尔之理论的国土；这种社会秩序仰赖的基础更少自我标榜，比我们习惯的更少，但或许其后果也更少灾难性。这也可以称得上是人类“关于自己、自己的局限以及自己在世界所处位置的新理解”，而这正是您在演讲中发出的呼吁。

您在演讲的结尾说道：“我们应该找到一种与邻居、与宇宙的新关系，找到这种关系的形而上秩序，这种秩序就是道德秩序的源泉。”如果真的存在这种形而上秩序，总统先生，那么它也是十分灰暗的，其结构方式就是各部分间的相互漠视。因此，人是危险的这一概念便十分接近这一秩序在人类道德中的显现。每一位作家都是读者，如果看一看您的书架，您就会意识到，您的藏书大多以背叛或凶杀为主题。至少，以人性本恶为前提创建一个社会，这看起来比以人性本善为前提要更为保险一些。这样一来，至少有可能使这个社会在心理上更安全，如果不是在实际上(实际上也同样可能)，因为其大部分成员，更不用说其间注定会发生的各种意外，都有可能显得更加令人愉悦。

真正的彬彬有礼，总统先生，或许就是不让人产生错觉。“新的理解”，“全球责任”，“多元文化”，这些概念其实并不比当今那些民族主义者们的怀旧乌托邦或那些新贵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