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之后,或曰献给脊椎[1](第3/10页)

至于我们这次光荣的会议,它却是一次空洞无聊、令人难以忍受的活动,与热带雨林和文学均无任何关系。仅仅由于这个原因,以及后来发生的极不愉快的事情,我最好让那些我在此认识的人改名换姓。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也想让自己改名换姓。胡里奥·里亚诺斯、托尔·奥斯特伯格[6],也许还有我本人,外加那位伟大的译者,是出席此次会议仅有的几位作家。起初我试图忽略这场精神错乱,可是当你每天早晨都会碰见这些代表(男女餐厅大鳄)时,在早餐桌上,在会场和走廊里,整件事便渐渐开始获得现实感。到最后,我竟然像只狮子一样为创建国际笔会越南流亡作家小组而拼死一搏。我大动感情,泪水打断了我的发言。

最后形成这样一个多边形:乌尔里希·冯·特恩和他的妻子以及萨曼瑟(一个潜在的三角关系),费尔南多·B(葡萄牙人)和他的妻子,托马斯(瑞典人)和一位丹麦太太,还有我和那位由我负责照料的北欧女性。匿名是通奸的氧气,再没有什么能够像出国在外一样让人们的肺叶充斥着这种氧气。我们这帮人(再加上或减去两个偷偷摸摸、身强体壮的西德人,他俩半醉半疯)从一家酒馆逛到另一家酒馆,大吃大喝。每天早餐时在酒店的自助餐厅碰面,或是在大厅里相遇,我们彼此抛出同样一个问题:“昨天晚上过得怎么样?”回答通常是我们中间的某人在白天关注过的某家餐馆的名称,或是城市管理者们打算供我们消遣的某个处所,那里富丽堂皇,必有致辞敬酒,管理者们也感觉良好。这个国家的总统菲格雷多将军[7]出席了我们会议的开幕式,他说了三段话,在主席台上坐了一会儿,其间还拍了拍胡里奥·里亚诺斯[8]那个同为拉美人的肩膀,他身边围着一大群保镖、警察、军官、将军、元帅和本地各家报社的摄影师,这些记者满腔热情,似乎坚信他们的镜头不仅能捕捉到这位伟人的外表,而且还能探入他的五脏六腑。打量所有这些听差、壮汉和小青年很有意思,他们随时准备更换他们的主人或旗帜,他们系着领带,身着西服和浆过的衬衣——这衬衣和他们那高度紧张、晒得黢黑的长鼻子形成鲜明对比。这些由国家喂养的活物不像是人,而像是鹦鹉和猴子的混血儿。外加对法国的崇敬,言必称维克多·雨果,或是安德烈·马尔罗[9],口音相当重。第三世界继承了一切,其中也包括第一和第二世界的自卑情结。

“您什么时候飞回去?”乌尔里希问我。“明天。”我回答。“你真幸运。”他说道,因为他还要留在里约,他和妻子一起来到这里,可能是为了挽救他们的婚姻,在这件事情上他从表面看已获成功。于是,他在滞留里约的时候,便与本地的德语教师们一起去海滩,夜间在酒店里,他则从床上爬起来,只穿一件睡衣溜下楼梯,去敲萨曼瑟的房门。她的房间恰好就在他的房间下方,他住1161,她则住1061。你可以把美元兑换成克鲁塞罗,但是你无法将克鲁塞罗兑换成美元。

我原本计划会后在巴西再待十来天,或是在科帕卡巴纳附近租一个便宜的房间,好常去海滩,游游泳,晒晒太阳,或是去一趟巴伊亚,试着在亚马孙河上航行一段,然后前往库兹科,再从库兹科去利马,最后回到纽约。可是我的钱被偷走了,尽管我可以从我的美国运通账户中支取五百美元,但是我没有这么做。我喜欢这片大陆,尤其是这个国家,可是,我害怕我在这个世界的所见已超出我的消化能力。我的健康状态并不是问题,它大不了只是有点碍事。毕竟,葬身于一片热带雨林——这对于一位俄国作者而言是有诱惑力的,因为还不曾有过这样的事情。可是,我对南美实在一无所知,甚至连最为灾难性的经历也无法给我以任何启蒙。手里拿着相机,心里没有任何特定目的,就这样浮在表面,这种方式有些令人厌恶。在十九世纪,人们尚可像儒勒·凡尔纳和洪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