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之后,或曰献给脊椎[1]

无论这一天过得多么糟糕,或多么乏味,你只要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便不再是一只猴子,不再是一个人,不再是一只鸟,甚至不再是一尾鱼。大自然中的水平状态更像是一种地质属性,与沉积层有关:它是献给脊椎的,是留给未来的。就整体而言,各种各样的旅行笔记和回忆录也具有此类特征,其中的意识会仰面躺倒,放弃抵抗,准备休息,而不愿去与现实算清账目。

我凭记忆写道:一九七八年,巴西之旅。很难说是一次旅行,其实就是假借国际文化交流之名义进行的一次公费旅游;就是在晚上九点坐上一架飞机(机场里乱作一团,因为巴西航空公司把这趟航班的票卖了两遍;其结果是火车站里常见的慌乱;职员们无精打采,表情冷漠,你会觉得你是在与一个国家打交道,因为这家公司已被收归国有,每位职员都成了国家雇员)。飞机里人满为患,婴儿在啼哭,我的座椅后背放不下去,它纹丝不动;我彻夜直挺挺地坐着,忍受阵阵袭来的睡意。我还想到,我在四十八小时前刚刚由英格兰飞来。闷人,霉味,不一而足。比这一切还要过分的是,九小时的航程竟飞了十二小时,因为我们先在圣保罗降落,理由是里约有雾,可实际上,一半乘客买的正是到圣保罗的票。

从机场到市中心,出租车沿着著名的一月河的右岸(?)行驶,河中满是吊车和海轮、货轮和油轮等等。随处可见巴西海军巨大的灰色舰船。(一天早晨我走出酒店,看到亚历山大·韦尔金斯基[2]的两句歌词飘进了港湾:“当巴西的巡洋舰开过来,船长会告诉你什么是间歇泉。”)就这样,左手是轮船和港湾,右手则每隔一百米便有一帮晒得黢黑的孩子在踢足球。

说到足球,我得指出,如果你见识过本地人的驾驶方式,便不再会对巴西在这项运动中所取得的成功感到惊讶。这种带球过人式的驾驶习惯真正让人感到迷惑不解的地方在于,这个国家居然还能实现人口增长。本地的出租车司机是拳王贝利和日本神风攻击队员的合体。此外,跃入你眼帘的第一个现象就是大众牌甲壳虫汽车的流行。这实际上是当地可见的唯一汽车品牌。当然,你时而也能看到一辆雷诺,一辆标致,或一辆福特,但这些车显然属于少数。电话也是一样,它们全都是西门子牌(和舒克特牌)。总之,德国人在这里大权在握,不论以何种方式(弗兰茨·贝肯鲍尔不是说过吗:“足球是一切无关紧要的事情中最重要的。”)。

他们让我们住进凯莱酒店,这是一座老式的十四层酒店,其电梯系统设置得十分奇特,需要不停地来回换电梯。我在这里住了一周,这段时间里我已习惯于将这家酒店视作一个子宫,或是一只章鱼的内脏。就某种意义而言,这家酒店比外部世界要有趣得多。里约城,至少是我有幸看到的这一部分,相当单调,无论就其富裕还是贫穷而言,无论就其私搭乱建还是城市规划而言。位于大海和峭壁间的那两三公里长的狭长地带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柯布西耶[3]般愚蠢的蜂窝状“建筑”。这图景似乎在否定人的想象力。或许的确如此。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被完全抹去。你偶尔可见世纪之交时留下的重商主义风格的遗迹,它们的拱廊、阳台、曲折的楼梯、塔楼和门洞等物构成一个超现实主义的混合体。但这类遗迹很少见,且没有浮雕。但同样少见、也没有浮雕的是那种三四层楼的小旅馆,它们躲在这些钢筋混凝土巨人身后的小街上,或处于狭窄的小道两旁,那些小道至少呈七十五度角向山上蜿蜒,最后消失于一片常绿林中,那是一片真正的热带雨林。在这儿,在这些狭窄小街上,在这些小村里,在这些用石块垒砌的房子里,就住着当地人,他们大都受雇于旅游机构,他们非常贫穷,有些不管不顾的,但就整体而言并不十分好斗。每到晚上,这里每隔十来米就有一位拉客的,后来,一位西德领事告诉我们他的一个发现,即里约的妓女不要钱,至少是不指望拿钱,如果嫖客愿意付钱,她们会感到很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