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之后，或曰献给脊椎[1]（第4/10页）

一个神经质的人不会、实际上也不可能坚持写日记。我当然情愿捕捉或留下这七天里遇见的某些东西，比如那些烤肉串，其中的肉块十分巨大(即churrasco rodizio)，可是第二天，我就想返回纽约了。当然，里约比索契、蔚蓝海岸^{[12]、棕榈滩[13]和迈阿密更为别致，尽管它终日为厚厚的废气所笼罩，此地的闷热则让这层厚幕更加让人难以忍受。但是，我所有的旅行之实质(这是一个副产品，更确切地说，是一个转化为旅行之实质的副产品)，就在于回家，回到莫顿街[14]，就在于向我关于“家”的概念里不断注入新内涵，并对此进行越来越细微的阐释。你越是经常地返回家中，这间狗窝就会变得越是真实。同样，我匆匆游历过的那些山水就会变得越是抽象。我或许再也回不到铸造街27号[15]了，莫顿街44号于是便成了避免将世界看作一条单向街的最后一搏。}

在为流亡越南人打赢那场战争之后我们才获悉萨曼瑟的生日，她年满三十五岁，或四十五岁，于是，乌尔里希夫妇、费尔南多·B夫妇、萨曼瑟，还有那位伟大翻译家(他或许是我们中间最重要的作家，因为整个南美大陆的名声都取决于他)便一同前往餐馆庆贺。在酒精的作用下，我开始对那位伟大的翻译家纠缠不休，认为他那些活商品都像十九世纪那些外国佬^{[16]一样抢劫了我们的欧洲兄弟，当然也抢劫了那些外国佬，再添上一抹本地色彩。《百年孤独》不过是另一位托马斯·沃尔夫，我在阅读《百年孤独》的前一夜恰好(是一种不幸！)读了沃尔夫，于是便立即意识到这种“过度拥挤”的感觉似曾相识。伟大的翻译家亲切地、懒洋洋地抵挡我，说道：是的，当然，这是对世界文化的一种难以避免的眷念，我们的欧洲兄弟们也有这个毛病，至于我的欧亚大陆同胞们，他们这方面的毛病更大；心理分析尚未在赤道以南扎根，因此，由他负责的这几位作家还可以进行关于他们自身的幻想，不像当今的外国佬那样。被萨曼瑟和自己那位困惑不解的伴侣夹在中间的乌尔里希则指出，真正的罪犯就是现代主义，在现代主义逐渐淡去之后，读者一直渴望得到真正的食物和所有这些刺激的拉美调味品，总的说来，博尔赫斯是一回事，所有这些迷幻药般的胡言乱语则是另一回事。“还有科塔萨尔。”我补充道。“是的[17]，博尔赫斯和科塔萨尔。”乌尔里希说道，同时看了看萨曼瑟，因为他穿着短裤，萨曼瑟的手在桌子下面从左侧摸进了他的短裤，殊不知他的伴侣也想在右边干同样的事情。“博尔赫斯和科塔萨尔。”乌尔里希又重复了一遍。后来，不知从哪儿又冒出来两个醉醺醺的德国人，他俩拐走了乌尔里希那位刚被他挽回的妻子、伟大的翻译家和那对葡萄牙夫妇，领他们去参加某场聚会，萨曼瑟、乌尔里希和我则沿着科帕卡巴纳徒步返回凯莱酒店。途中，他俩脱光衣服，蹚进大海，很快就不见踪影了，只有鲨鱼才知道他们待了多久，而我却坐在空荡荡的海滩上守护他们的衣物，一边不停地打嗝。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即这种事情在我过去的生活中已不止一次发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