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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坐了下来，笑容可掬地对她说：“我为刚才的失态向你道歉，我刚才正从澳大利亚的悉尼大学下载文件呢。”他指指那台电脑，“你把我介绍给那位年轻人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自己电脑还没关，电话也没挂，就感觉自己真是马虎，仅此而已。我刚才太失礼啦。”

牵强的解释，但她似乎接受了。“叫我松了口气，”她说，“我还以为自己做了什么冒犯你的事儿了呢。”

目前为止，一切顺利。“我正要跟你谈谈你的工作，”他自然而然地转过话题，继续说道，“你起了个好头啊，才来四周，工作就已经开展起来了。恭喜你。”

她点点头。“正式立项之前的那个夏天，我同赫伯和弗兰克长谈过几次。”她说。赫伯·迪克森是系主任，弗兰克·德米邓科是全职教授。“我们把一切可能遇到的实际问题都事先讨论过了。”

“再多说点儿，出什么问题了吗？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

“最大的问题是招募研究对象，”她说，“因为我们的受试者都是志愿者，所以大多数都来自体面的美国中产家庭，比如史蒂夫·洛根。他们认为好公民有义务支持科学调查。可皮条客和毒贩子这类人来的就少了。”

“我们的自由主义批评家也总拿这个说事儿。”

“另一方面，光研究遵纪守法的美国中产家庭可没法儿了解侵害和犯罪。所以解决招募问题对我的研究绝对是至关重要。”

“那你解决了吗？”

“我想是的。我想到政府机构和保险公司的大数据库，那里面存储着成百万人的医疗信息。包括脑电波、心电图等，这些东西都可以帮我们断定双胞胎是同卵还是异卵。比方说把相似的心电图找出来配成对，这不就是一种法子吗？要是数据库够大，分开抚养的双胞胎也能找到。不过还有个麻烦之处，有些双胞胎可能压根儿不知道自己的身世。”

“干得漂亮，”柏林顿说，“虽然简单，但是独具匠心。”这句夸奖是出自真心。分开抚养的双胞胎是基因研究的重中之重，为了招募这些人，科学家们费尽心机。可眼下他们所用的办法依旧是通过公开宣传：在杂志上发表关于双胞胎研究的文章，让读者自愿报名参加。正如简妮所说，那种法子大多只能找到体面的中产阶级，对基因研究颇为不利，对犯罪研究更是致命。

但是这种新办法对他个人而言却是场灾难。他盯着她的眼睛，极力隐藏自己的恐慌。情况比他料想中的还要糟糕。布瑞斯顿·巴克昨天晚上刚说过：“可公司有秘密啊，这我们都知道。”吉姆·普洛斯特还说没人能把他们揪出来。他当时真想不到会有个简妮·费拉米。

柏林顿抓住一根救命稻草：“在数据库里找到相似的条目似乎没听上去那么简单啊。”

“的确，图片要占用几兆空间。查找这类记录可比在博士论文里检查拼写错误难多了。”

“我觉得软件设计肯定是个问题。你是怎么办的？”

“我自己写了个软件。”

柏林顿惊很吃惊：“你写的？”

“是啊，你知道的嘛，我在普林斯顿修学过计算机硕士学位。在明尼苏达的时候，我还和导师共同研究过神经网状结构呢，可以实现模式识别。”

她竟然这么聪明？“程序是怎么工作的？”

“软件通过模糊逻辑加快模式匹配。我们搜寻的两张图片只是相似，却并非完全一样。比如说不同的技术员利用不同的机器，对同一副牙齿拍出来的X光片也不尽相同。但人眼能分辨出这是一样的。当X光片经过扫描、数字化和电子存储等步骤的时候，拥有模糊逻辑的电脑就能辨别出它们是一对。”

“那你的电脑可得有帝国大厦那么大。”

“我想办法精简了模式匹配的步骤，只检索数字化图片的一小部分。想想吧，要认出一个朋友，你用不着看到他整个身子，只看脸就够了。汽车爱好者只要一张车头灯的照片就能辨认出大多数通用车型。把任何一首麦当娜的曲子放给我妹妹听，大约十秒钟她就能说出歌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