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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就这样一直对立下去。

最初几年的问题在于，医疗界一直没有恪尽职守。同性恋者对医生的信任度本来就不高，疫情爆发后，冷漠、不悦、普通的厌恶或不屑都已经不足以形容彼此对对方的观感。在许多病例中，病患实际获得的待遇远比应有的待遇还糟——有时甚至完全没有获得诊疗。

医生只因病患是同性恋者就拒绝看诊，即使病患证明自己并非HTLV-III型病毒（后来的HIV病毒）的带原者，还是一样被拒绝。

当传染病防治法将艾滋病列为“性病”时，性平会事先一再警告的现象发生了：许多同性恋者根本不敢向医院求助。只要证实被感染，后果就是接受强制登记、拘留与隔离等措施。他们将会落入对同性恋态度暧昧不明的人士手中，这些人也许打从一开始就仇视同性恋者。

一旦被医生鉴定强制隔离，还不能够提出上诉。

一旦接受检验，发现呈阳性反应，面对的就是强制登记、隔离的威胁，反而不会得到任何医疗协助。如此一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同性恋者不想接受检测了。

有次大家在讨论这件事，赛尔波就愤怒不已地说：“假如诊断结果是阳性，等着我们的就是强制登记，被剥夺隐私，连基本的医疗都得不到。根本就是地狱嘛！”

赛尔波没有接受检测。

他曾经亲眼看到拉许欧克是如何被医生和其他医护人员蹂躏。他们毫不遮掩自己的轻蔑和仇视，还会故意误诊，或是刻意阻挠，让他得不到最需要而且唾手可得的治疗。那些人玩得可真是开心极了。

20世纪80年代初期，赛尔波怀疑自己直肠里长了疣状物，到南区医院就诊。医生只是冷冷地瞧着他，说：“嗯，你是同性恋吗？从现在起，不要再当同性恋了！”

就这样，他被推进手术室，他们用刀直接将疣刮掉，整个肛门变成一处血流不止的伤口，每一条神经都像被刀割似的。手术后两周，每次上厕所他都会痛得大叫，就像有好几根针插在肛门上。

这件事过了几年后，赛尔波又需要动手术。这次，他找了一位自己认识的同性恋医生，才知道手术后他们应该帮他注射强效的止痛剂，每次如厕时，都应该在肛门抹上麻醉药膏。这位医生还告诉他：这些都是合理的要求，是他们应当做的，他当初的皮肉之痛全都白受了！

身为病患，赛尔波本来就有资格在手术时接受止痛剂或麻醉针，但是南区医院那位异性恋医生竟刻意不让他获得这些治疗，作为对他的惩罚。

术后检查时，同一个医生两眼瞪着他，充满威胁性地说道：“搞清楚，不要再让我看到你！听懂没！”

但是，情况总是会好转的。

政府在1987年曾立法禁止同志桑拿房及性爱夜店，试图杜绝艾滋病继续在男同性恋者之间传播，却又在同一年强行通过《同居法》，使同居的同性恋者具有与同居的异性恋者约略相同的法律地位，作为“补偿”。

关键就在于，使用不同手段将男同性恋者的待遇慢慢调整到社会大众较能接受的程度；如有必要，则必须建构为单一伴侣制，绝对禁止婚外情。

在克拉拉教堂北街，本来有许多色情电影院与黄色书报摊，是娘炮们搭讪寻猎的最佳场所，称它“幸福的源泉”一点都不为过。然而这些电影院和书报摊却一个一个关门大吉了。

市政府企图彻底扫荡并重建这个街区，把一切淫荡不洁的元素都去除掉。

时装店、餐厅与美容院堂而皇之地进驻原本属于黄色书报摊与电影院的位置。市政府竭力使市容焕然一新，当这一区的万恶渊薮被消灭殆尽，那些姓名不详，想在这里寻找艳遇的男性也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

喜欢“采野花”的男同志当然是最大乱源，必须斩草除根。至于其他愿意配合的男同性恋者，就可以融入瑞典这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