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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没有解药，没有慰藉，只有无止境的威胁和强制隔离措施，既然如此，何必还要继续尝试呢？

相信一个完全不值得信赖的社会，有必要吗？

相对地，也许有些人会有一种感觉：恶犬们正龇牙咧嘴，准备扑向他们。

扑向那些身为带原者、罪有应得、不被了解的男同性恋者。

参加游行的同性恋都有被害妄想症吗？也许有，也许没有。

也许每个人都有充分理由展现出被害妄想症，也许他们都有理由往最坏处想。

反正就假设自己已经是带原者了，这样最简单。

有好几年的时间，情况就是这样：大家都认定同性恋者一定就是艾滋病患。既然不敢接受检测，想必已经染病了。

性平会推出一本关于安全性行为的小手册，标题为“神圣的性”。他们努力把同性恋情侣之间身体的接触与亲密行为，写成一件美好、令人血脉偾张的事。

保罗读着手册，差点没哭出来。

“该死，他们以为我是小女生还是什么的？‘彼此爱抚、磨蹭’，讲得好像很危险一样！”

到底要安全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安全的性行为”？难道不应该区分一下等级？什么样的风险才值得一试？

针对这个议题，同性恋者分裂成不同阵营，意见产生冲突。到底怎么做才对？到底是要制定出一套极其详尽的安全准则，弄到最后根本没人在乎、没人遵守，还是应该将各种风险相对化？

《奥塔报》在1986年，对“安全性行为”做出下列定义：“拥抱，抚摸，亲吻肌肤及嘴唇，按摩，爱抚阴茎、阴道、阴蒂以及其他不牵涉体液交换的性行为，都可以列入安全性行为。”

上面这段话中，“其他不牵涉体液交换的性行为”就是不折不扣的假命题。没有其他性行为选项了。

明明就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唾液会传染艾滋病，深吻、舌吻却被定位在“较不安全的性行为”。

在唾液与眼泪中都已经发现病毒，那我们要怎样才能确定，哭泣时不会将艾滋病传染给别人呢？

假如大家能做的只剩下拥抱，像贞洁的小处女一般亲吻爱人的嘴唇，那这场解放运动还有什么意义？

不，性一点都不神圣。性只会带来悔恨与痛苦。

不过，男同性恋者的敌人，还不只是保守派人士以及那些自以为是的万事通、指天画地要求有关当局采取更强硬措施、毋枉毋纵的假道学。

部分政府机关人员与其他社会人士逐渐体认到，也许必须暂时放下强制隔离或威胁性报复等手段，以其他方式接近同性恋团体。无论如何，必须实质上促成与同性恋者的对话，必须赢得他们的信任。

但说得容易，做起来难。

一直以来，社会大众从来就不在乎如何取得行为偏差者的信任。

因此，当政客初步与同性恋社团代表及性平会的活跃人物会面时，双方之间充满怀疑与不信任感。短短几个月前，性平会努力要让社会大众认识来自“新黑死病”的种种威胁，还遭到冷落与忽视。

就像典型的瑞典社团一样，性平会上至领导阶层，下至全国各地基层办公室，组织结构都相当完善，因而有畅通的渠道能够向同性恋者提供信息与新知。在当前形势下，保持这条管道的畅通性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但是，摩擦和各种冲突还是不断产生。

琳达·摩菲尔是罗斯勒海关传染病医院的传染病医生，她如此指控性平会：“就我所知，有一些疑似感染艾滋病的患者，竟然还上性爱夜店。你们难道不该尽力将这种病源铲除掉吗？”

RSFL的史坦·派特生回答：“我们对艾滋病的了解与防范，远比政府机关和医院到位。早在去年年底，我们就将最新、最正确的信息传递给会员，而且完全是由会员们自动自发赞助，国家没有补助一毛钱。在防范艾滋病传染方面，卫生署什么都没做。我们愿意和他们分享知识，只是他们一直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