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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我指着小巷路边的一辆三轮车。

“在夜总会门口呀。”

“那又怎样？我们又不进去。”

我们朝凤凰于飞夜总会走去，刚走到一半，两个日本船员从里面走了出来。他们钻进三轮车扬长而去。“倒霉。”佩璐转身要往回走。

“等一下。又来了一辆。”我抓住她的手一起朝前面跑去，跟一个酒吧女郎和一个醉醺醺的日本船员擦肩而过。三轮车停在夜总会门口，车上的乘客探身出来付车费，三轮车另一侧，一双穿着丝袜和高跟鞋的脚伸了出来，踩上人行道。“三轮车。”我喊着跑向三轮车，一个衣冠楚楚的男人下了车，一身米白色西装，头戴同色帽子。他站直身体后用手扶了一下帽檐。我刚好和他打个照面，就在这一瞬间，我看清眼前这人正是范昊甫。他转身搂住女伴的肩膀，两个人大摇大摆地走进夜总会。

“那不是蟋蟀吗？”佩璐问，“虽然化着浓妆，不过看起来像她。”

我竖起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爬进三轮车坐到她旁边。“蟋蟀和范昊甫。”我低声说。

“他们在这里干什么？”

“我不知道。”我脸色铁青地说。是范昊甫邀请我加入鼓浪屿文化抗日联盟的。他让我以为自己能为抗日做些什么。我实在是太愚蠢了。他就是个肤浅的文艺青年，一个尝试不同角色的演员。“我们以后再说这件事。”我说。不管刚才那一幕是不是文化抗日联盟在演出新的街头剧，我们都不能公开谈论联盟及其成员。

三轮车到达哨卡，我们付了车资，排到队尾，前面的一对白人男女看起来也像是刚看完电影。我伸手去口袋里摸通行证。没有。我一阵心慌，感到后背发凉，另一手急忙翻另一侧口袋，结果两手摸到的都是准备拿给卫兵的好彩牌香烟。

“佩璐，”我低声说，“我找不到通行证了。”

“在你的背心口袋里。忘记了吗？”

我松了口气，摸到通行证后又放回背心口袋里。轮到我时，我走上前深深鞠了一躬，一边递上通行证，一边小心地垂下目光。从鼓浪屿出来时十分顺利，可现在进岛时卫兵的态度完全不同。他上上下下打量着我，皱起眉头看了看我的通行证，又盯着我看。

“你为什么要去鼓浪屿？”他问。

“我住在那里。”

“你住多久了？”

“一辈子。”

“多久了？”他握紧步枪喊道。

“24年。”

他皱着眉头又看了一遍我的通行证，低沉地嗯了一声，看看我身后排队的人群，又冷笑一声。最后他终于朝着等在海边的渡轮挥了一下手臂。“你走吧。”他说。

我感觉如蒙大赦。

我们的渡轮是一艘小汽艇，十几名乘客挤在船的两侧。日本人占领厦门前，往返鼓浪屿和厦门之间的轮渡至少能搭乘一百个人，而且每隔10到15分钟一班。可如今只有这艘小汽艇，发船时间全看日本人的心情。小船上已经挤满了人，连根针也插不进去，可我们仍然等在岸边。驾驶小船的日本水兵长着一张扁平脸，胳膊下面夹着步枪，他用手掏了掏耳朵，又抖了两下。等耳朵掏好了，他拉动一根线，汽艇轰鸣着开始发动。我吓得全身一抖，抱紧膝盖。小船离开码头，向隔开厦门和鼓浪屿狭窄海域驶去。

我们下船登岸。刚离开鼓浪屿的哨卡，佩璐就转头问我，“你看清是范昊甫了？”

“是的。”我伸手挽住她肩膀，贴近她说，“我当时跟他面对面。可他转身就走，好像根本没看见我。”我没告诉佩璐，他对我眨了一下眼睛。看来这个范昊甫一向喜欢随心所欲地冲人眨眼睛。

“看样子他抛弃了爱国热情，过上了放荡生活。还把可怜的蟋蟀一起拖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