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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饭后，我在厨房和阿梅玩翻绳，阿桂在收拾碗筷。

“看看这个。”她拿着一只脏饭碗，“这些米饭全浪费了。”她走过来把碗递给阿梅，“里面有几粒米？”

多好的一课，我想，既练习了数数，又进行了勤俭节约教育。只是我后来才发现，这一课并非针对阿梅，而是针对我。

“1、2、3。”阿梅一粒一粒数着剩下的米饭。

阿桂点点头。

“4、5、6，6粒米。”

“很好。”阿桂从阿梅手里拿过碗，“可是，好像有人觉得浪费6粒米没什么大不了的，哪怕现在是打仗的时候。”

“不是我。”阿梅说，“一定是弟弟。”

阿桂拿着碗，跟阿梅说话时，眼睛却看向我，“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不一样。”她说，“你爸爸要打日本鬼子，我要为大家买菜烧饭。你妈妈要把你们照顾好。而你的责任是好好吃饭，快快长大，变得壮壮的。”

“那弟弟呢？”

“他的责任跟你一样。”阿桂把碗放进洗碗盆，转过身来说，“但是，我们每个人的头等大事，是生存。每个中国人都有这个责任。”

“生——存？”阿梅迷惑地问。

“活下去。”我说。

阿梅跑开了，但阿桂的这一课并没结束。“马太太给我朋友说了件奇怪的事。”她一边说，一边冲洗盘子，挨个摞好，放在毛巾上。“她说有些好人家的年轻小姐在参加抗日集会，她们好像不在乎这样做会给家人带来危险。”她依然背对着我，双手有节奏地在洗碗水、清水和毛巾间忙碌。

“她怎么知道的？”

阿桂在腰间擦干手上的水，转过身来。她显得疑虑重重，欲言又止。“马太太知道，是因为她丈夫的手下在一场集会中抓了个年轻人。警察拷问了他6个小时。”她停下来，等我问她。我不问，她便自己说出了我想知道的事，“年轻人运气好，他们把他放了。那些小姐运气也好，这年轻人不知道她们的名字。”这一课上完了，但阿桂看我的眼神让我久久难忘。

***

“你说什么？”两天后，终于有机会见到佩璐，我简直不敢相信她说的话，“为什么要告诉你丈夫？”

“为什么不？他迟早会发现的。”

“那不一定。”

她的手指从一排书的顶部拂过去。佩璐家书房的一面墙全是书，有成百上千本。“我不会让一个敲诈勒索的人得逞。”她说着，转身面向我，“我告诉过你。那个卑鄙小人想要我用钱封住他的嘴。你觉得他对上司的妻子会遵守诺言吗？”

我生气地挥动双手，“随便他跟你丈夫说什么，你只消说他在撒谎，或是搞错了。你可以说那是个巧合，那个难民偷人家钱包时你碰巧在场。你怎么知道那是场街头演出？”

“不，安丽，不能放虎归山，它一定会伺机伤人。在这件事上，是咬我丈夫。我必须揭露他，我该担这个责任。”她走到窗边，“不管怎么说，别担心我，我很好。”她掀开酒红色的窗帘，透过窄缝往外望了望，然后放下窗帘。

她其实并不很好，这是显而易见的。前两天，她的保姆一直不让我进门，说是女主人“身体不适”。而现在，我们在这样一间书房里鬼鬼祟祟地见面，房门和窗帘紧闭，而且只亮着一盏灯。即便灯光这么昏暗，我依然能看出她双眼红肿。

“是我的错。”她对着紧闭的窗帘说，“是我把表演安排在那里，置他的工厂安全于不顾，哪个妻子会做这种事？”

一个爱国者，几天前我会这样回答她。一个忠诚的女儿，孝心驱使她为父亲报仇。即便在我心里，这些话老套而书呆子气，过于简单。我环顾四周……从海量藏书到扶手椅，再到书桌。书桌上有很多物什——一个漆盒，一沓文件上压着镇纸，家庭合影，还有佩璐父亲的相片，相框上悬挂着悼念的丝带。我看着佩璐的背影，看着她颓丧下垂的双肩。我能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