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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家时，母亲正拄着拐杖，在客厅蹒跚着四处走动。听了我们的叙述，她叫来阿桂。“喊素莉来帮忙。我要你们把储粮间的罐头和米袋子归拢一下，这样，年轻女眷们，像安丽、素莉、宝萍都可以藏身。我们要做好准备，预防万一日本人对公共租界有动作。安丽，”她转向我说，“今天你见得也够多了，往后就待在家里，安全些。”她和婆婆对视了片刻，随即掉转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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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到撤离的动静，或许我以为我听到了——大概只是做梦，指望我军的撤退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也许，我所听到的只是那些被抛下的人——他们的恸哭声嘶哑空洞，像是胸膛被炸出大洞，他们既惊讶于其空虚无物，又困惑着其毫无痛感，心肺破碎处气若游丝。

事发之前，一切仿佛在情理之中。你大致都能理解，父辈亡故、丈夫参军、师尊泯灭、甚至败军弃城。这些都不是新鲜事，你以为一旦自己遭遇到，也可以了然。而当一切真的发生，便不再貌似理所当然，你会发现，自己丝毫无法理解被抛弃的感觉。

我军于夜间败退。正如古话所说：“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次日拂晓，敌人开始新一轮的猛攻，此时屿仔尾炮台仍在中国海军的控制中，日军转而将火力集中到厦门岛另一侧。日军轰炸机不再兜着圈子飞回台湾，而是在鼓浪屿低空盘旋着。我正匆忙赶往代老师家。我感觉射击手仿佛盯上了我，飞机从头顶飞过时我赶紧躲到屋檐下。然后我鼓足勇气钻出阴影，继续往前走。这不关我的事，可……我推开一群目光呆滞的难民，来到代老师门前，我想知道她是否会留下来。

我撩开脸前的发丝，敲了敲门。“代老师，”我喊道，“我是刘安丽。您在家吗？”

门开了道缝，是代老师的公公，好又早裁缝铺的裁缝，向外窥视着，“你不能见她。”他压低嗓子说。

“为什么？”

厚厚镜片下的鱼泡眼眨巴了一下，“她不在这儿。”

“那她在哪儿？”

他不敢看我的眼睛。“我叫他们走了。”说着，他又挺了挺胸，“他们都跟张校长一起去香港了。”

“都有谁？”

“老师们。所有人。”

这不可能。崔老师不会走的。历史老师孟宇也不是那种会被日本鬼子吓跑的人。他们怎么能离开鼓浪屿？这里是最安全的地方啊。

“别生气啊，刘小姐。”老裁缝换了副口吻，“我儿子答应，只要一停战，他马上回来。这样的话……”他埋下头，“我的孙儿们也就安全了。”

我真想给他两下子。他就不能出面制止吗？他对自己的儿子这么放任自流吗？但我只是退了出来，礼节性地跟他告别。

在回家路上，我经过学校前的巷子，说不定能在那儿看到一些老师。我挤过从学校大门蜂拥而出的嘈杂人群，绕到侧面。我爬上山坡，靠着一根低垂的树枝向底下往日的操场望去。地势较高的大操场以往是学生们打羽毛球、排球和列队做操的地方，现在有成百上千的男女在墙边或站，或蹲，或靠，他们的孩子在旁边挤成一团。地势较低的小操场和屋檐下曾是我们跳绳和玩弹珠的地方，现在也到处躺满了人，地上、草席上、连乒乓球台上都有人。

我掉转头，逃也似的跑了，从山上到下面的巷子里，一路跌跌撞撞。那些人是逃难百姓，他们无处安身。可我终究看不下去……他们挤占学校，排挤我们……把一切搅得……天翻地覆。

我经过了煤仓、老印药房和龙头路茶馆。在吴寡妇的面馆外，我跟人打了个招呼，却没留意到底是谁，是她哪个儿子还是所有的五兄弟。我想歇会儿，想在客厅里宽大的床垫上躺躺。但是进了巷子，我又径直从家门口走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