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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婆唇边闪过一丝笑容，却没有回答我。

到达山顶后，我们回望大海。海水湛蓝，对于世代移居于此的闽地人而言，那是一种希望之色。

“去岛上另一头看看吧。”婆婆说。

我们从岛上迂回的街巷中挑了一条相对最直的路线，横穿鼓浪屿的南部腹地。婆婆迈着大脚阔步往前走，长及脚踝的裙裾翻飞，我一路小跑地跟着她。离轮渡码头越近，就遇见越多迎面而来的人——背着包袱的后生、拖家带口的人、庄稼人、体面人，全是陌生的面孔。他们向我们打听市政厅、英华书院或任何可能收容难民的地方。一位戴着呢帽和墨镜，胡子花白的先生问我们鼓新路怎么走，说是有远房表亲住在那边。婆婆给他指了路，又向他打听前方的消息。

“昨天，”他说，“两位营长捐躯，谭师长负伤。我军只得连夜后撤到江头。厦门沦陷是迟早的事了。”他提起随身携带的竹笼，看着里面的金丝雀。“多少朋辈成新鬼，一言难尽啊。”这句诗令我热泪盈眶，不禁又想起了代老师。

我和婆婆互相搀扶着，从这群张皇的男女中挤出一条路来。在海堤上，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厦门方向的逃难人潮。大小不一、各式各样的船只向鼓浪屿驶来，而在对岸的厦门岛，人们纷纷涌向海岸，争先恐后横渡海域，投奔相对安全的鼓浪屿公共租界。

一队敌机从头顶飞过，一如既往地向台湾飞去。其中一架猛然离队，向正在行驶的船只俯冲过去。它的下降角度极陡，我一度以为，飞机会一猛子扎到海里，再冒出水面，嘴里叼着一尾活蹦乱跳的海鱼。而事实是，它拉平机身，开始向那些平民船只扫射，机枪子弹在海面激荡开一条笔直的缝，接着射进船里。枪膛的金属撞击声和子弹射落的摩擦声戛然而止后，空中响彻着人们惶恐的尖叫和跳船坠海的水花声。

我旁边一个招风耳男人朝空中挥舞拳头，“该死的日本狗杂种！”他咆哮着。我们都跟着吼起来，这是愤怒但又无奈的集体控诉。飞机消失不见，我们回头去看那些弹痕累累的船只，还有在水中挣扎的人们。靠海岸不远处，有一艘小船濒临沉没，一家人紧抓着船舷。一艘汽艇快速朝鼓浪屿方向驶来，与小船擦肩而过。汽艇要靠岸时，人们将它推开，冲船员嚷着掉头去救人。就在大家争执不下之际，小船没入水里，留下六七个人拼命扑腾着。救人啊！我不停地祷告，眼见得一个又一个小脑袋消失。天晓得，为什么当妈的没教会他们游泳？

婆婆握紧我的手。“我们看得够多了。”她说。

四周的人推推搡搡，我快要喘不过气了。“走这边。”我边说边把婆婆拉进一条小巷。我原本没打算去代老师家，但我们不经意间已经到了她家所在的僻静小巷里，他们夫妻俩和孩子们一起住在她婆家。我想，日本人如此滥杀无辜，不知代老师有何高见。我敲了敲门。楼上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我难为情地退后几步。听着是她丈夫的声音，他是和代老师同一所学校的数学老师。

“你怎么总是这么固执？”他大声嚷嚷。

“我管这叫责任。”代老师回答。

“你，”男人气急败坏地喊，“你做什么事都有一套说辞。”

“娶我之前，你就知道我是知识女性。”

“我们走吧。”婆婆刚开口，门就开了。一个年轻女人茫然地看着我们，我说我们晚些再来，她一言不发关上了门。

“你以为我一点都不在乎学生吗？”我们走远了，依然能听到男人的声音，“要是我能做主，我肯定会留下，你知道的。”

我仿佛能看见他瘦弱的肩膀和梗着的脖子，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代老师的丈夫为人精明，仪表堂堂，只不过，嗯……要是有人让他跑路，我保准他会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