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天梵音

一

云冈石窟研究院长张焯先生来信，他们正在对“昙曜五窟”前的树荫广场进行拓建，决定在二十一窟以西的坡道上放置两块巨石，并在其中一块巨石上镂刻“西天梵音”四个字。这四个字，他们希望由我来书写。

我立即理纸磨墨，恭恭敬敬地握笔书写。写完，面北遐想，满脑都是一千五百年前的万里黄沙。

“西天梵音”，当然是说佛教。站在云冈、龙门、敦煌、麦积山的惊世石窟前，我想，中国文化的苦旅步伐，再也躲不开僧侣们的深深脚印了。

二

佛教传入中国并被广泛接受，这件事，无论对中华文明、印度文明，还是对亚洲文明、世界文明，都具有重大意义。

在人类文化史上，能够与之相比的事件，少之又少。

这是一种纯粹的外来文化，产生地与中国本土之间，隔着“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在古代的交通和通信条件下，本来它是无法穿越的，但它却穿越了。

这还不算奇迹。真正的奇迹是，它穿越后进入的土地，早就有过极其丰厚的文化构建。从尧舜到秦汉，从周易到诸子百家，几乎把任何一角想得到的精神空间都严严实实地填满了，而且填得那么精致而堂皇。这片土地上的民众，哪怕仅仅是钻研其中一家的学问都足以耗尽终生。而且，一代接一代地钻研了两千多年，直到今天仍觉得深不可测。面对这样超浓度的文化大国，一种纯然陌生的异国文化居然浩荡进入，并且快速普及，这实在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却成了事实，这里有极其深刻的文化原因。

研究佛教是怎么传入的，是一个小课题，研究佛教怎么会传入，才是一个大课题。

怎么会？轻轻一问，立即撬动了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底层结构。因此，历来很少有人这样问。

三

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在西汉末和东汉初之间。

历来有一些佛教学者出于一种宗教感情，或出于一种猜测性的“想当然”，总想把传入的时间往前推，那是缺少依据的。例如有些著作认为在尧舜时代佛教已经传入，这比佛教在印度诞生的时间还早了一千多年，显然是闹笑话了。《列子》说周穆王时已经在崇拜佛教，还说孔子把佛奉为大圣，也都无法成立，因为直到周穆王去世之后的三百五十多年，释迦牟尼才出世呢。至于孔子奉佛，更毫无证据。也有人说张骞出使西域时已取到了佛经，于永平十八年返回。但我们知道的那个张骞在这之前一百八十多年就去世了，莫非另有一个同名同姓的人？而且，司马迁在《史记》中曾经认真地写到过张骞出使的事情，为什么没有提到此事？

比来比去，我觉得还是范晔在《后汉书》里的记载比较可靠。那个记载说，世间传闻，汉明帝梦见一个头顶有光明的高大金人，便询问群臣，有个大臣告诉他，那应该是西方的佛。

汉明帝在位的时间，是公元五十八年至公元七十五年，不知道那个梦是哪一天晚上做的。需要注意的是，他询问群臣时，已经有人很明确地回答是西方的佛了，可见佛教传入的时间应该更早一点。接下来的时间更加重要的了，那就是：汉明帝在公元六十四年派了十二个人到西域访求佛法，三年后他们与两位印度僧人一起回到洛阳，还用白马驮回来了经书和佛像。于是，译经开始，并建造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

对于一个极其深厚的宗教来说，光靠这样一次传播当然是远远不够的。在汉代朝野，多数人还把佛教看成是神仙方术的一种。但在西域，佛教的传播已经如火如荼。这种状况激发了两种努力：一种是由东向西继续取经，一种是由西向东不断送经。这两种努力，组成了两大文明之间的深度交流。那些孤独的脚印、殊死的攀越，应该作为第一流的文化壮举而被永久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