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伦斯基夫人和芬兰国王（第2/4页）

而学院则对泽伦斯基夫人十二分地满意。她的教学狂热而执着。如果哪个玛丽·欧文或伯娜丁·史密斯把斯卡拉蒂颤音弹得不够清晰，她会勃然大怒。她从学校找来四架钢琴，安排四个晕头转向的学生同时弹奏巴赫的赋格曲。系里她那一头格外地喧嚣，但泽伦斯基夫人似乎缺根神经，完全不受噪音的影响，如果依靠纯粹的意愿和努力就能够理解一个音乐理念的话，那么赖德大学没有人比她做得更好。晚上，泽伦斯基夫人忙着谱写她的第十二交响曲。她似乎从来不睡觉，不管晚上什么时间，只要布鲁克先生从他客厅窗口向外张望，就能看见她工作室里亮着的灯。不，不是专业方面的考虑让布鲁克先生变得多疑起来。

直到十月下旬，他才第一次感到肯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头。他和泽伦斯基夫人一起午餐，听完她对自己一九二八年的一次非洲狩猎之旅的详细描述，他的心情很不错。下午晚些时候，她经过他的办公室，在门口若有所思地停住脚。

布鲁克先生从办公桌上抬起头，问道：“你有什么需要吗？”

“没有，谢谢你。”泽伦斯基夫人说。她的嗓音低沉、优美，带点忧郁，“我只是在想，你还记得那个节拍器吧，你觉得我会不会把它落在那个法国人那里了？”

“谁？”布鲁克先生问。

“呃，和我结过婚的那个法国人。”她回答道。

“法国人。”布鲁克先生和颜悦色地说。他试图想象泽伦斯基夫人的丈夫，可他的大脑拒绝配合。他半自言自语地说：“孩子们的父亲。”

“哦，不是，”泽伦斯基夫人毫不犹豫地说，“是萨米的父亲。”

布鲁克先生脑子里快速闪过一个预感，他最最深沉的本能警告他不要再说任何东西了。可是，他对次序的尊重以及他的良心迫使他开口问道：“另外两个孩子的父亲是？”

泽伦斯基夫人把一只手放在后脑勺上，搓揉着自己剪得很短的头发，一脸的迷惑，好一阵没有回答。后来她轻轻说道：“鲍里斯的是一个波兰人，吹短笛。”

“那西格蒙特呢？”他问道。布鲁克先生看了看自己井然有序的办公桌，上面放着一叠批改过的作业、三支削好的铅笔和象牙镇纸。他又抬头瞟了泽伦斯基夫人一眼，只见她在苦苦思索。她凝视着房间的角落，眉头紧锁，下巴从一边移动到另一边。最终她说道：“我们是在说西格蒙特的父亲吗？”

“哦，不用了，”布鲁克先生说，“没这个必要。”

泽伦斯基夫人用一种既有尊严又很决断的声音说道：“他是我的一个同胞。”

布鲁克先生真的一点也不在乎谁是谁的父亲。他是个没有偏见的人，就算你结过十七次婚，生了个中国孩子，都和他无关。但他和泽伦斯基夫人的这段交谈却让他感到困扰。突然，他明白是怎么回事了。那几个男孩看上去一点也不像泽伦斯基夫人，但他们彼此却非常相像，既然他们有不同的父亲，布鲁克先生觉得这种相像有点不可思议。

不过泽伦斯基夫人已经结束了这个话题。她拉上皮夹克的拉链，转身离去。

“就是落在那儿了，”她快速地点了点头，“那个法国人家里。”

音乐系的人事进展平稳，没有什么棘手的尴尬事件需要布鲁克先生处理，不像去年发生在竖琴老师身上的事情，她最终和一个修车工私奔了。只有泽伦斯基夫人让他多少有些担忧。他搞不清楚他和她的关系哪儿出了问题，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对她的感受会如此混乱。首先，她去过世界上无数的地方，交谈中她会牵强附会地添加一些夸诞的地方。她会一连好几天不开口说一句话，双手插在夹克口袋里，脸上挂着沉思冥想的表情在走廊里徘徊。可突然地，她会揪住布鲁克先生不放，发表一通情绪激昂的长篇独白，眼神鲁莽，炯炯发光，说话的声音热诚急迫。她的话往往没头没脑，但提到的每一段经历无一例外都有点怪异，像是被扭曲了。如果她说起带萨米去理发，给人的印象就像发生在另一个国度，好像她谈论的是在巴格达度过的一个下午。布鲁克先生有点摸不着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