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伦斯基夫人和芬兰国王

在布鲁克先生看来，泽伦斯基夫人接受赖德大学音乐系的教职，完全归功于作为系主任的他。学院对此则深感幸运：无论是作为教师还是作曲家，泽伦斯基夫人都是赫赫有名的。布鲁克先生主动承担了为她寻找住处的责任——一栋舒适的带花园的房子，在他自己住的公寓楼的隔壁，去学校也很方便。

泽伦斯基夫人来韦斯特布里奇之前，这里没人认识她。布鲁克先生曾在一本音乐杂志上看到过她的照片，他也曾就某件布克斯特胡德注11手稿的真伪写信咨询过她。而且，当她做出加入音乐系的决定之后，他们还就一些具体事宜通过几封信和电报。她写的信字迹工整清晰，唯一不寻常的是信里偶尔会提到一些布鲁克先生完全不知道的人和事，诸如“里斯本的黄猫”或“可怜的海因里希”。对于这些疏忽，布鲁克先生把它归结于她和家人设法逃离欧洲所导致的混淆。

从某种程度上说，布鲁克先生算得上是个淡泊的人；多年浸淫莫扎特小步舞曲，讲解降七和小三和弦给了他一种职业的警觉和耐心。多数情况下，他不喜欢议论别人。他厌恶学术界的客套和各式各样的委员会。多年前，当音乐系决定召集大家去萨尔茨堡注12度夏，布鲁克先生在最后一刻逃脱了，独自一人去秘鲁旅行了一趟。他自己有些怪癖，也能够容忍别人的古怪行为。实际上，他觉得那些显得荒唐的事情更有意思。常常，在面临沉闷和僵持的场面时，他心里会感到一阵窃喜，温和的长脸绷紧了，灰色的眼睛也明亮起来。

秋季开学前的一个礼拜，布鲁克先生去韦斯特布里奇火车站接泽伦斯基夫人。他一下子就认出了她。一位个头很高、身材挺拔的女人，她脸色苍白，显得有点憔悴。她的眼底有深色的阴影，额头那里参差不齐的黑发向后梳。她的一双手大而精致，不过看上去很脏。她给人的整体感觉是高贵且深奥，这让布鲁克先生迟疑了一下，站在那里紧张地解开衬衣的袖扣。尽管她的衣着（一条黑长裙和一件破旧的皮夹克）很一般，却隐约给人一种优雅的感觉。泽伦斯基夫人带着三个男孩，年龄在六岁到十岁之间，全长着金发，他们眼神木然，但都很漂亮。还有一位老妇人，后来才知道她是位芬兰女佣。

这就是他在车站接到的那一伙人。他们仅有的行李是两大箱子手稿，其余的随身物品在斯普林菲尔德车站换车时弄丢了。这样的事情也在所难免。当布鲁克先生把他们全家塞进一辆计程车后，他以为最困难的部分已经过去了，可是泽伦斯基夫人却突然试图从他腿上跨过去下车。

“我的天哪，”她说，“我落下了我的——你怎么说那个？——我的滴答——滴答——滴答……”

“你的手表？”布鲁克先生问道。

“哦，不是！”她激动地说道，“你知道吧，我的滴答——滴答——滴答。”她把食指像钟摆一样从一边晃到另一边。

“滴答——滴答，”布鲁克先生嘴里说着，两只手摁住自己的脑门，闭上了眼睛，“你不会是在说节拍器吧？”

“是的，是的！我想我肯定是在换火车的时候把它弄丢了。”

布鲁克先生设法安抚住了她，他甚至豪气冲天地许诺说他明天就帮她找一个。不过与此同时他不免暗自嘀咕，一个人丢失了那么多的行李，却在为一个节拍器而大惊小怪，这未免有点蹊跷。

泽伦斯基全家搬进了布鲁克先生隔壁的那栋房子，表面上看一切都很正常。三个男孩都很文静。他们的名字分别是西格蒙特、鲍里斯和萨米。他们总待在一起，一个跟着一个排成一路纵队，领头的通常是西格蒙特。他们自己说着一种听上去很急切的家庭世界语，由俄语、法语、芬兰语、德语和英语混合而成。其他人在场时他们则出奇地安静。不过并不是泽伦斯基家的人说过或做过的某件事情让布鲁克先生感到不自在，而是一些不起眼的小事。比如，和泽伦斯基家的男孩待在同一个房间里他会下意识地感到不安，最终他意识到引起他不安的是泽伦斯基家的男孩从来不走在地毯上，他们排成一队绕过地毯，走在光秃秃的地板上，如果一个房间里铺了地毯，他们则站在门口不进去。还有一件事，已经搬来好几个礼拜了，泽伦斯基夫人似乎没把心思花在布置房间上，除了一张桌子和几张床以外，没再添置其他家具。大门白天黑夜都敞开着，没过多久，这栋房子就呈现出被遗弃多年的老房子的那种诡异荒凉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