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第3/6页）

我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感觉有股冷风爬进了后背。

“我去跟检察院的人说，精神病院不收，公安局不要，我现在把人非法拘禁了，你们说怎么办吧？我是把人放了，还是给你们带来？他们说，你快去把他关好吧，你要把他放了，老百姓就得咬死我们！”

在一个被打得凹凸不平的台球案边上，李继东和我抽着烟。头顶上是高高的磨思大桥，汽车经过的呼啸声听上去有些怪异。李继东开始向我回忆他和他的重生厂。

四

李继东曾经是大老板，做过牛奶总代理，承包市政工程，生产预制板，开汽车修理厂……兴隆的生意，几百万元的身家。那时候，他甚至可以上午请朋友坐飞机到昆明吃顿午饭，下午再飞回来。2001年，李继东认识了杨明翔，杨明翔是澜沧县公安局禁毒支队的副支队长。杨明翔经常一连好几天待在李继东庞大的汽修厂里，那里复杂的环境很受毒犯们的青睐，是蹲点守候的好地方。一来二去，他们成了好朋友。后来，杨明翔调到戒毒所当所长，就提议让一些戒毒人员到李继东的预制板厂工作。正常工人当时是500块一个月，吸毒人员他给四百五一个月。一开始，李继东以为自己赚了，可后来发现吸毒人员生产技能低，五个抵一个。碍于面子，又不好退回去，结果就有了重生厂的故事。

当时来了78个人。国家规定强制戒毒所的强制期是一年。期满的时候，35个人检测出感染了艾滋病。这些人都处在社会底层，如果出去以后报复社会，后果不堪设想，当杨明翔表现出焦虑时，李继东说：“以我的实力，把这些人养起来没有任何问题。”

他没有想到的是，预制板厂的其他工人很快跑光了，预制板厂不再生产预制板。人们听说他整天和艾滋病人打交道，也不再喝他送的牛奶，不再给他工程做，甚至连汽车修理厂也没人来了。在人们眼里，他成了感染者，一些老朋友见面也不再和他握手。生意，一下子都没了。

三十多人要吃饭，他开始不停地卖东西。2004年是情况最糟糕的一年，厂里的大铁门和机器都被拆下来卖了废铁，卖了502元，买回150斤大米，3天后米就吃完了，第4天，直到下午两点，三十多人都还没吃早饭，他就把修理厂里上千元的备胎折价300元卖了，一天又过了……就这样，他卖掉了自己的三辆车，甚至砸了儿子的存钱罐。

“我完全可以轻松地去挣钱，去享受生活，可偏偏老天安排我在做这些事，在这个偏远的地方，让我孤独地做这些事情，你说我值吗？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也想过放弃，因为那是放弃这事最好的时机。可一想到这些人一出去，很多人的生命就没了，我就想再坚持一下，再去卖点东西，再去借点钱。”

转机是他坚持到2005年6月3日时出现的。那天，思茅市市长站在重生厂的茅草屋前，紧紧握着他的手说：“你太不容易了，个人承担了本该由政府承担的责任，作为政府我们不能让你流汗又流泪，我们有义务帮你把他们管理好，让他们玩好、吃好、走好。”那天，市长在现场开了一天的办公会。政府决定：投入600万元给重生厂；划一处矿场供他免税开采；部分学员纳入低保，每月每人100元。当天晚上，之前一些消失了的朋友打来电话，说他一夜之间成了千万富翁，让他请客。他说：“我心甘情愿地把这些钱都给你，如果你们哪个愿意做、能做。”挂了电话，他就哭了。

看着李继东，我想象着他掉眼泪的样子，感觉有些奇怪。似乎他那种长相和他那种性格的男人是应该没有泪腺的。

“有一次，我儿子的老师给我打电话，让我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可我拿什么去尽，我不敢带儿子去公园，不敢带他上街买东西，不敢给他开家长会，因为那些毒贩说我多管闲事，总想报复我。你想：这里的感染者，绝大多数是吸毒人员。我把他们控制起来，就等于把毒贩的饭碗砸了。控制了这些以贩养吸的零星毒贩，每年就可控制18250克毒品，让毒贩一年少赚3000多万元。有一次，我接到一个电话，他说：‘东哥，我不怕你，我是不要命的人。’我说：‘我早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