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如果我离开

我 不知道这次发作是怎么发生的。1983年年底，我晕倒了，仿佛脚下的玻璃地面开裂了。当我在德侬医院醒来时，我马上感觉到这次比以往严重。我完全记不得自己摔倒了，更糟糕的是：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您叫什么名字？”医生们捏着我的胳膊和腿，问我。我能感觉到疼痛，我看得到，也能清楚地听见他们的话。但我无法做出反应。事实上，我刚刚经历了安定过敏，但他们和我都不知道。我嘴里很干，发软，无法思考，我看着周围惊慌失措的白大褂们，又睡着了。

几分钟后我又睁开了眼睛。周围的环境变了：墙又灰又脏，窗户上有栏杆，所有的家具都用螺丝钉在地面上。我又回到了精神病科的病床。我也没有时间观念了，不知道自己是饿是饱，是冷是热。我甚至记不清一件事情之前的事了，我的脑袋似乎只知道刚刚发生的情况，这真是白日噩梦。

这种状态持续了几天。一个护士时不时地过来给我吃药。因为口干，我吞咽都有困难，很快陷入药物的作用中。最糟糕的是，这种嗜睡状态会被癫痫发作打断，这也是由于他们给我的安定药引起的。但没人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早晨，医生来对我说我情况好转了，但我甚至都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情况好转”，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可是减少了药量后却产生了点效果，第一个如闪电般出现在头脑中的想法就是：“我的女儿们，希望她们还好。”之后的日子，我沉重、无力的身体慢慢恢复了知觉。越来越多的想法在头脑中闪现。“我在这里干吗？我睡了多久了？今天星期几？”

进了我的房间后，医生的交谈总是一样的。“她今天怎么样了？有没有好好吃饭？她睡得好吗？”他们从来不跟我说话。我观察、聆听。我的想法开始一个接一个地串联起来，终于有一天，我觉得自己可以问问能不能回家了。可是白大褂们根本不同意。我一再坚持，提高声调。“为什么不行？我有孩子！我的女儿们！我得回去照顾她们！”可医生根本看都不看我一眼，转身对护士说：“她太焦躁了。加大药量。”我又陷入了绝望。

早晨，每天给我送早饭的护士被她的一位同事拦了下来。“不，不行！她今天早上不吃东西！”她说。过了一会，医生让我躺在了一个很奇怪、很窄、很硬的床上，没有枕头也没有围栏。我的周围是一堆从来没见过的仪器。一位护士俯身朝向我，把床每个边上的栏杆展开，有我肩膀那么高。之后，她抓起我的右手腕，用带子固定在栏杆上。另一只手也一样。最后，她在我的臂弯处输液。他们到底在对我做什么？我在这干吗，被钉在十字架上？“她准备好了吗？”一个刚进屋的医生问道。护士于是走向一个小柜子。她从一个抽屉里拿出了一个皮网放在我头上，在下巴处扎紧。“张开嘴！”她命令我。我的牙齿间于是多了一根缠了纱布的棍子。我一点都不懂他们准备干吗。但我的大脑已经无法反抗了。突然，我什么都不知道了，一片漆黑。

醒来时，我又回到了自己神经科的房间。我失去意识多久了？一小时？一天？一星期？我浑身酸痛，头晕眼花。我的大脑还在运转，但我觉得什么都丢了。“我叫什么名字？”“我住在哪儿？”“那我的女儿们，她们都叫什么？”

内心的空洞让我眩晕，很快又被可怕的焦躁感填补了。如果阿尔茨海默病也像这样，那可真是地狱一般，是永无止境地惊恐发作。我觉得自己真得快被逼疯了。突然，我听到了走廊里有护士询问我的消息：“那个接受电击疗法的病人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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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致使我又回到了医院？把我的小玛丽接回家后，我确实面对着复杂的情况。在医院时，为了避免她把导管拽下来，她的小手被绑在了病床上，这幅画面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我发誓再也不把你绑起来了。我于是必须一天二十四小时地监视着，如果她把管子拽下来，我就给放回去。尤其要注意的是不能把导管插到气管里，这样会引发窒息。为了避免任何危险，我夜里每半小时都定了闹钟，以确保没有问题。如果对此不管不顾我当然可以睡得更好。我也可以把闹钟间隔定得久一点。但我不想再让她去特鲁索医院的急诊室。这是出于自尊心。我想要向所有人证明我是个好母亲。结果就是我每天只能睡一小时。我怎么能受得了这个强度？不知道。在我小时候，那个疯女人让我做家务到零点，早上四点就叫醒我，在壁柜里待的那一会时间也没办法好好休息。打小开始，我的身体就已经习惯了不睡觉。这可能就是个解释。好在三个月后，玛丽增加了足够的重量，我也可以把她的饮食频率减少为每天十二个小时。我终于可以睡觉了。哎呀，我并不知道缺觉会对我的大脑造成如此可怕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