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全是女孩

我 在弗兰德路的家庭补助管理局外面已经排了快一小时队了。天上开始下起了毛毛细雨。我看到一大团黑云在向我们飘来：真倒霉，看样子不太妙。突然，有人在我头顶撑起了一把伞。我转过头，是身后的先生帮我遮雨。这是个高个子的黑人男子，很瘦，穿着灰色西装，也很优雅。我微笑着向他致谢。进去之后，我们在同一个等待室。他对我微笑着。等我出去以后，雨还在下。比刚才下得还大。撑伞的先生也出来了。“我开车来的，您想要我送您去哪儿吗？”我有点犹豫，因为住得并不远，但我也不太想像落汤鸡似的回去。

在车里，他试着打开话匣，而我却显得有些拘谨。

“我叫阿方斯”

“……”

“您呢？”

“弗朗丝。”

“您去哪？”

“回我家。”

“地址是哪里？”

“福瑞盖尔街，在维特鲁威路的拐角处，在20区。”

我并不怎么亲切，但他却一直微笑着。到了楼前，我勉强地谢了谢他，然后砰地关上了车门，就像搭了个的士似的。用钥匙开锁时，我听到他在我身后说：

“我还能再见到您吗？”

第二天，阿方斯带着一束玫瑰又一次出现在我的门前。几星期的时间里，我已经深深爱上了这个男人。1976年9月16日，在德侬妇产医院，我生下了一个混血女儿：艾曼纽。但我清楚地知道自己不会给桑德里娜找个继父。“继父”这个词总是会让我想到另一个疯女人。即便阿方斯是个可爱的男人，我也绝不冒险让女儿感受到一小点她曾给我的感觉，哪怕是一秒钟也不行。我于是拒绝让阿方斯承认自己的女儿，他接受了。无论如何，他别无选择，这也是女性的特权。

艾曼纽是个可爱的小女孩。从来不生病，没有任何麻烦。我看着她像花朵一样成长，只需要爱和新鲜的水浇灌。值得一提的是，我并没有留给她时间享受小女儿的任性。

我又一次躺在了病床上，在圣西蒙十字医院，治疗膝盖感染。伤口让我疼了很久了。拍了片子，医生发现我的髌骨后面有个异物。在等待治疗期间，我的病房络绎不绝。所有的同事们都来跟我问好，还有一些同事在我的额头上做手势画小十字。当时还有几个修女留在这里，因为医院以前是由圣西蒙十字教堂管理的。当然了，这些修女不再戴修女帽，但一些宗教手势仍保留着。

“你是怎么受伤的？”一个医生问我。

“……”

“什么？你不知道？”

这才是最糟糕的。我什么都不记得了。一点都不知道。我猜想是癫痫发作时摔倒了，但根本解释不了在哪里、怎么摔的，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摔的。

手术之后，头脑还麻痹着，我看到主任医师萨拉玛尼夫人小步走进了我的房间，她俯身对我说：

“你怀孕了，弗朗丝……”

这是个问题吗？还是我没听懂这个句子？我费劲地睁开眼睛看她。

“不，我不觉得……”

“弗朗丝，我没在问你问题，你怀孕了。”

“真的吗……”

这确实奇怪。我已经很久没见到阿方斯了。我们各有各的生活。距离我们上次见面有多久了？两个月，也可能是两个半月……

“我看了你最新的抽血结果。完全没错，弗朗丝，你怀孕了。”

我突然觉得自己被一连串迄今为止还从未考虑过的问题压垮了。怎么把这个消息告诉两个大女儿？早晨怎么把两个小孩送去幼儿园？要把这个孩子安置在公寓唯一一间屋子的什么地方？我希望这是个小女孩，因为我还留着艾曼纽的婴儿服。

唯一完全没有被我纳入考虑的顾忌就是经济问题。自从当了助理护士，我生活得更舒适了，甚至搬进了一间漂亮的公寓，在二十区的蒙索罗广场19号。下午，我的房门又一次打开了，是萨拉玛尼夫人和两位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