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成分”问题（第3/5页）

我在1969年入党，填的入党志愿书一片光明。

家庭出身：革命干部。父亲：1938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母亲：1944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姑父吕倜中共党员；舅舅马文兰中共党员；姨姨马佩荣中共党员……外祖父党的地下工作者、烈士；伯父凌尔寿烈士……阴暗面没有。我所知道的仅仅父亲是富农出身而已。

然而第一次填写志愿书并没有批准我入党。组织上找我谈话，那平日也是很要好的同僚，此时却显得有点矜持和庄重：“你还有一个姑姑，是怎么死的？为什么不填进表中？”

我一下子蒙了，赶快写信（那时不可能打电话）询问父亲。父亲来信告诉我：确有一个小姑姑，叫凌尔婉，土改时被斗而死。他并且告诉我，这些负面的东西没有告诉我，是因为怕我受负面的影响，同时他还说，他给部队党组织写了信，详细说明了情况。第二次再填时，我仔细思量了这件事，并且加上了我对此“人民革命斗争”的积极评价。这时我还是不晓得，大伯母也是这时期自尽的。

土改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斗争也在不断升级加温。爷爷毕竟是“双抗属”，这一条谁也无法否认。父亲后来告诉我一件这样的事。有一次昔阳县搞了一个“献田大会”，爷爷在大会上慷慨陈词，说自己过去剥削人有罪，把土地主动献出。爷爷在发言中间，另有一地主也想登台表态献田，被守台民兵从台上将他直捽出去——这是爷爷的政治待遇，不是每一个“分子”都能享受到的。还是来摘引我哥哥的《二月河源》吧：

艰辛的日子开始了。祖父每天都要找村干部领粮食。每人每天两合玉米，一家四口人，总共八合。幽默一点说，这叫“命中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八合玉米要养活四口人，怎办？有糠有野菜。每天早起磨“面”，糠在磨里滚动，像呼呼响的风声，推着自然很轻，转几转，听到“咯嘣”一声，“啊，那是个玉米豆！”一日三餐，就是和这种“面”煮成的糊糊打交道。这“面”也可蒸成窝窝头，出锅时大概有一斤重，放干就不足一两了，它几乎可以漂浮在空中飞翔。到夏天，除奶奶在家，我们都去挖野菜，什么车前子、荆籽、苦苦菜、杨桃瓜、榆树叶、马奶子……噢！原来都能吃呀。毕竟，无粮不能养人。没办法，爷爷上山去挖榆树根，回来晒干，碾成“榆皮面”。这是一种黏合剂，和玉米面拌在一起，就可以做面条吃。于是乡亲们就拿着玉米来我们家换“榆皮面”。不料又出事了，村干部在开会时说：“地主富农吃玉茭面，贫下中农吃‘木头面’，这不是翻天了吗！”于是这条路也被切断了。

当时，亲戚朋友都不敢来往。祖父让我仲文叔叔（尔玄，我四祖父次子），背着粪筐，手拿粪叉，装作拾粪，偷偷跑到安阳沟我姑母（尔英）家，想要一点吃的东西。姑母吓得惊慌失措，不仅不敢给拿吃的东西，而且将自己的堂弟“赶”了出来，六月之寒伤透了爷爷奶奶的心。也就是这个时期，奶奶让我去东邻胡峪村，找那个原来要饭的老奶奶。我说奶奶让我来“看看”您。那位老奶奶热情极了。她先让我到火台边去烤火，问长问短；然后让我吃了一顿饱饭；然后又用一块破布包了两个玉米面窝窝头，塞到我的衣襟里，让我两手抱着；然后趁着夜幕降临送我出门。她怕街上的狗咬我，拿了一根拐杖，一直送我到村口，并嘱咐我过两天再来。尽管冰天雪地寒风袭人，但一阵暖流还是浸透了我的全身，难禁眼泪夺眶而出。我喃喃地说了声：“奶奶，我走了。”转身小跑而去。回到家，我把所获之物从衣襟内取出，交给奶奶。两位老人皆无言语，爷爷把我抱到炕上，用那条仅有的破被子盖在我的身上……窝窝头，两个窝窝头，这是救命的窝窝头啊！爷爷脸上那深深的皱纹一张一弛地抽搐着，我不知他是笑还是在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