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成分”问题

爷爷的照片现今留存得有,但我见过爷爷一面。那是1953年,我八岁,父亲探家带上了我。我的大哥说“你当时很怕他(爷爷)”。但我的回忆不是这样。我只是觉得好奇与隔膜。那是冬天,太阳暖暖地洒落略带金黄的光。老人家默默地坐在大门口外的石头上,表情有点呆滞地看着远处。过来过去的人有的挑担有的扛农具,路过时和他打招呼:

“老汉——文明小(我父小名)回来了?”

“回来了。”

“还好?”

“啊、啊,还好。”

“你快走了吧?”

“啊、啊,快了,快了。”

这话是半个世纪前说的。我现在已过耳顺,仍像昨天那样清晰。“走”就是“死”的意思——问得自然答得简洁、坦然。这在其他地方如何?我不晓得,在河南是犯忌讳的,肯定没有这事。

他真的很快就“走”了。留给我的应该说不是怀念,而是带泪的思索。

1937年抗战爆发。他把长子凌尔寿送进了抗日队伍;次年,他又送走了二儿子凌尔文(我的父亲)。那时他已是六十岁的老人,只有这两个儿子,都送走了。而家里总共九口人。三十四亩地,请了一个叫“歪牛叔叔”的来做长工。两个儿子都在我党的根据地打仗,凌尔寿在河北武安牺牲——这无论如何说都是个爱国老人。应该受到表彰的,而他受到的“奖赏”却是“富农成分”。

二月河源

祖父是一个朴实无华的普通农民,但他同时也是一个深明大义、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主义者。他说:“国家,国家,有国才有家。”他以坚定的理念,顽强的毅力,超凡的忍耐,不顾自己年老体衰,克服难以想象的艰辛和苦难,在国家危亡时刻,将两个儿子、一个儿媳、一个女婿送上了抗日战场。儿女们在前方浴血奋战,而他在后方勤劳耕作,捐款捐物,赶着毛驴送军粮。几次被日伪抓去,险些被活埋在县城外的西河滩。老人家恪守的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么一个简单的公理,从来没有奢望和等盼社会或老天爷能给他什么报偿。只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期待着战争的胜利,全国的解放,儿子能回来,他能享些许天伦之乐。

祖父的期盼最终也没有实现。迎头等来的是革命革到了自己的头上;远方传来的是大儿子牺牲的噩耗。而首当其冲的“革命者”竟然是自己的宝贝儿子凌尔文。

大约是1946年夏,叔父回来了。他头戴大檐帽子,身穿灰色军装,左胸前有一块长方形布块,上面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标志。当时,部队鼓励家庭富裕的军人,回家做工作,把多余的土地主动“献”给贫苦的农民,叫做“献田运动”。儿子一回来,又看见他这身打扮,祖父母脸上的雾云消散了,露出了多时不见的笑容。晚饭后,前来看望的人们都走了,屋子里静了下来,谈判开始了。我太小,听不懂他们谈些什么。只看到叔父不时坐下站起,不停地打着手势,一会儿大声理论,一会儿又低声细语。我只听出了“以前怎么怎么,现在如何如何,今后什么什么……”祖父母只听不说话。叔父说完,坐在炕头静等回话。祖父沉默了,他用火镰打火,拿起烟袋不停地吸烟,室内只听见他“吱、吱”的吸烟声。现在想来他在作激烈的思想斗争。在吸了两袋烟后,他磕掉烟灰,把烟袋递给儿子让他吸,身体向炕角挪了一下,靠在被子上说:“好,按俺孩的主意办。”献十几亩土地给贫苦农民的决策就这样拍板定案了。第二天,村里的干部都来了,中午,叔叔请客,干部们都在我家吃饭,家里非常热闹。祖父写了一张纸,大约是字据吧。来人一片赞扬和恭维,“大爷,叔叔,哥哥”叫个不停。过了几天,村里的业余剧团编了一个戏,戏名叫《凌尔文献田》,村里请我们全家去看,让祖父坐在中间。我们全家都成了剧中人,还有一个小孩扮演我,在剧中给干部们点火吸烟。爷爷边看边咧着嘴笑……祖父经受了“第一次革命”——儿子革老子的命——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