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年间的老友记（第2/5页）

这一回，大家都说，苏东坡死定了，一把老骨头，要丢在瘴雨蛮烟，海角天涯的腥风里了。

东坡先生一生，除了爱开开玩笑占点嘴头上的便宜，为人多么旷达随和，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他能有什么死敌呢？谁会忍心当真为难他？

有，这个人竟然还是他青年时代的好友，意气风发，游历山河，喝花酒争姑娘的同伴，那是一个性格与苏轼完全不同的人，他的名字叫章惇。

关于章惇，宋代笔记里有两则故事，都是在他年轻时代和苏轼同游中发生的。一次，两人在陕西，听说仙游潭风光好，便相约户外运动去，那时候旅游开发可没现在积极，山水多处于原始状态。于是，碰到难题了。

“下临绝壁万仞，岸甚狭，横木架桥。”风景虽好，危险系数高。章惇便唆使苏轼从桥上走过去，到对面的山壁上题字留念。苏轼望望然，不敢。章惇抬脚就走过了，并拿绳子绑在树上，从容攀爬上下，在山壁上留下一行大字：“章惇苏轼到此一游。”

苏轼不禁抚着章惇的背叹道：“你以后一定能杀人。”章惇问为啥，答曰：“能拼自己命的人也就能杀人。”章惇哈哈大笑。

苏轼不愧冰雪心肝，有足够的知人之明，但这一刻，他对朋友半开玩笑的感叹里，有惊讶，更多的还是赞赏。苏轼交朋友，和他对待世事的态度一样，擅长发现闪光点，并由衷地赞美之。他是真心诚意，喜欢章惇身上的狂放，勇猛，刚毅，甚至，还带着一点点好友间的心照不宣和包庇，这时候，他是相信，自己的朋友，即使以后真的会“杀人”，那也一定有他必杀不可的正当理由。

还有一次，在山间小庙里喝酒。忽然听人说“有老虎有老虎”，借着酒意，俩愣头青就骑马过去围观，离老虎差不多百十米的时候，马不干了，当我傻呢，陪混小子玩命？说什么也不肯走了。苏轼一看，算啦，这事是挺危险的，还是闪人吧！掉转马头就往回跑。章惇岿然不动，从怀里摸出面破锣，往石头上一撞，声音那个响，真是掩耳不及盗铃之势，老虎受这一惊，不明所已，跳起来就飞逃了。

由此可见，苏轼是占绝大多数的正常人，知风险懂进退，不拿性命开玩笑。而章惇呢，则很有点豪侠气，枭雄气，做事有狠劲，亦有独出心裁的巧劲。这样的人，当他决定做一件事的时候，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包括情义在内，能够阻拦他。

章惇不是不够朋友。犹记元丰二年，“乌台诗案”，苏轼被“变法派”的一些人罗织罪名下狱，其势危在旦夕，落井下石的大有人在。而身为“变法派”中坚力量的章惇，却挺身为苏轼辩护，并对宰相王珪当面直斥，极显当年攀岩吓虎的勇气——这其中，自然可能有内部派系争斗的因素在，但不可否认，对苏轼，章惇曾是不顾理念分歧而回护的。事后，苏轼被贬到湖北黄州，亲友中没多少人敢去搭理他，也只有他的弟弟苏辙，和章惇两人隔三差五地写信去劝慰。

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呢？可以肯定，是跟那场“熙宁变法”有关。而关键的转折点，应该从元祐年间说起：变法派靠山宋神宗与精神领袖王安石都已病逝，守旧派高太后与司马光执政，对变法一众进行大清洗，统统赶出中央，甚至贬谪至岭南。而这种惩罚，已经近百年没有大臣遭遇过了。守旧派中也有人反对，说这种处置太过严厉，恐怕将来会招致报应，然而还是雷厉风行地执行了。

在司马光等人看来，这不过是除恶务尽，“君子”对“小人”的一次清剿。然而，政见之别，真能作为划分忠奸的标准吗？王安石以下，变法团体中，有趋炎附势之徒，有投机分子，可是，也有真为理想而鼓动的的人啊。可是，没有谁敢说什么，独有不合时宜的苏轼，在自己好容易春风得意的一刻里，站出来不知好歹地说：你们这样做太过分了，简直就是打击报复。结果，连他也被赶出京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