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

下雨天，下雪天，闭了大门，拔了电话（电话好像一株草，说拔就拔），躲到床上读禁书，是一件写意之事。

我也只是想象而已。我对禁书兴趣不大。只要是书，都有遭禁的可能，知识本身就是秘密的火焰与愉悦。这样一想，天底下哪有什么禁书！或者全是禁书。而所谓禁书也常常如此：阅读者大抱希望，结果总是失望得紧。所以我读禁书，比读不禁书还有平常心。

在我看来，禁书无非只有两种，一种因为有违公共道德而遭禁，一种因为有违国家政治而遭禁。实在只是一种——有违国家政治而遭禁是一切禁书的根本命运。

我读戴名世（1653—1713）《南山集》，没有看出此书的大逆之处，我想不是我眼拙，这个意思，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前几年钱锺书出版《石语》，记录陈衍谈话，这个陈衍，在他《石遗室诗话》里就说过：“康熙间，桐城戴名世《南山集》之狱，论者冤之。曾翻其全集中，并无可罪语”。《南山集》遭禁，无非是统治者的丧心病狂借题发挥杀鸡给猴看罢了。中国古代禁书，大抵如此。所以中国古代禁书也就说不上是禁书——因为思想观念的离经叛道，因为艺术观念的标新立异而遭禁——与书关系并不大，遭禁的、被禁的实在是作者／人，实在也不是作者／人，还是那句话，丧心病狂，借题发挥，杀鸡给猴子看。

读中国古代禁书，不知禁在何处，道理也在这里。

禁书不一定是好书。人的心理很奇怪，会觉得遭禁的书就是好书，最起码也有出人意料的地方（出人意料肯定是好书的基本标准）。而许多禁书常常是连这个标准也达不到。还是拿《南山集》为证：

天下之物，类有神奇之产。神奇之产，世所不经见者也。神奇之产往往为圣人而出，圣人者，世所不经见者也……昔者河出图，洛出书，与夫凤鸟之至，皆为王者出也。成康既殁，天下无王者久矣，然则麟胡为乎来哉？为孔子来也。

这样的话并不新鲜，迂腐的读书人都会这么说。无非戴名世说得慷慨一些。戴名世的文章，有一种慷慨的迂腐、迂腐的慷慨，我没有多大兴趣。

但我还是读过不少禁书。我出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我求知欲最为旺盛时候，我想读的书居然差不多都是禁书：《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书印象里没公开禁，但在文革之际烧毁，当时书店没有卖——也就可以说是禁书）、普希金、雨果、莎士比亚……邻居借我一本《林海雪原》，也被老师搜走当众撕掉。我抄录普希金的两首诗（那时我已是初中生），一首《致大海》，一首《致凯恩》，那时学校正在搜查越剧《红楼梦》唱词，搜出普希金，更觉得是抓到大鱼，给我办了一星期交代思想学习班。

再也没有像我们出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人读禁书读得更多的了。有的书国家开禁，而在一些地区或者圈子里继续遭禁。这样搞来搞去，终于让我失去一份读禁书的乐趣，不能躲到床上享受偷偷摸摸的写意——什么书都像是禁书，也就见禁不禁。这意思我在前面已经说过。

后来读到西方禁书。在我当时的知识结构里，西方文学作品中最著名禁书是劳伦斯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我花一包烟代价，条件是从一个人那里借看一个晚上，我看一半就放下了，实在看不下去。《查特莱夫人的情人》里的人物，全是劳伦斯的观念木偶，他写得尚好一些的片段，也不脱他的观念而在空想地做爱，而更多地方则是他的观念在糟糕地作怪。这么一本让我读不下去的书，也会遭禁，真是疯了。在我看来，凡是人做得想得的，都是可以说得写得。纳博科夫《洛丽塔》，金斯伯格《嚎叫》，我也很奇怪它们遭禁。我最大的遗憾是我所读过的禁书中（当然我阅读甚少），我还没读到一本我认同应该对此遭禁的禁书。一个人要表达他的愿望多么困难，还常常并没有表达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