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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是很渺小的。我们总是听到，没有人是带着恶意说话的。大家只是做自己的工作。警员们总是说：“我只是在这里干活。”这就是没人问起那男生做了什么事情的原因。小女孩一开始描述，他们反而打断她，问她做了什么。她是在他前面，还是跟在他后面上楼的？她是自愿躺在床上，还是被迫的？她是自己解开衬衣纽扣的吗？她吻他了吗？没有吗？那么，她回吻他了吗？她喝酒了吗？她吸大麻了吗？她说不了吗？她说得很清楚吗？她叫得够大声吗？她奋力地挣扎了吗？她为什么不马上对那些瘀伤照相存证？她为什么从派对上逃离，而没有告诉其他来宾？

当他们以不同方式问了相同的问题十次、测试她是否改变说法时，他们表示：他们必须收集所有信息。他们提醒她，这项指控是很严重的，仿佛这项指控本身才是问题。她做了所有别人告诉她不该做的事情：她不应该等上整整一个星期才报警；她不应该扔掉自己当时穿过的衣服；不应该淋浴；当初不应该喝酒；不应该将自己置于这种情况；当初不该上楼，到房间去，给了他那种印象。仿佛假如她不存在，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她怎么没想过这一点呢？

她十五岁，他十七岁。但在每段对话中，他仍然是那个“小男孩”，而她已经是“少女”了。

言语是很强大的。

蜜拉吼叫着，打起电话，制造了麻烦，别人要她冷静下来。其实，每个人不过就是在这里干活，混口饭吃。彼得的手放在玛雅的手指尖上，坐在赫德镇警察局讯问室的小桌前，他并不知道，女儿是否因为他没有跟着大吼大叫而痛恨他。因为他没受过法律知识的训练，他不知道该吼叫些什么；因为他并没有尝试杀人，杀什么人都好。因为他手无缚鸡之力。当他将手从她手边抽开时，两人都打着寒战。

玛雅从双亲的眼中分别看见了无名的怒火与永恒的空洞。她跟着母亲到医院去，父亲则朝另一个方向，朝熊镇去。

接下来的日子里，玛雅将被询问，她是否真的理解到警局报案、说出真相会有什么后果。她将会点头。有时，她会相信，她其实是唯一真正理解的人。再晚一些，十年后，她将会想：这里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她并不像所有成年人那样受到惊吓。他们比她单纯，当时她十五岁，使用互联网，当时她已经知道：要是你是女生，世界可是很残酷的。她的父母不能理解，这种事怎么会发生，但玛雅只是没有预见到这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也许，这稍微降低了她灵魂所能摔落的幅度。

“理解这么一件事，是多么恐怖。”十年后，她将会这么想。那时，她将会记起最光怪陆离的细节。例如，其中一名警官戴着一枚过大的结婚戒指，它老是滑落下来，砸在桌面上；以及他总是不正眼看她，只顾将目光聚焦在她前额或嘴上。

她坐在那里，想到读高中时一堂关于液体和温度的物理课。水在结冰时，体积会膨胀。要是你想在熊镇盖房子，就得知道这一点。夏天时，雨水渗入砖块的缝隙间；当温度降到零摄氏度以下时，水将会结冰，砖石就会裂开。她将会记得，作为一个已死去哥哥的小妹的成长过程是什么样的感觉。这样的童年是一种漫长、绝望、努力不要变成液态的过程，不要去探寻父母心中的裂缝。

当你在成长时如此接近死亡，你会知道，这对许多不同的人来说会是不同的事情，但对一个家长来说，死亡最主要就意味着寂静。它在厨房里、玄关里、电话中、轿车后座、星期五晚上、星期一早上，包覆在枕头套里和皱巴巴的床单中、在顶楼玩具箱的底部、在厨房流理台的小板凳上、在已经不再扔在浴缸旁边地板上的潮湿毛巾里。子女死后，在各处留下的，就是寂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