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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桶哗啦哗啦地装满水。蓄胡子的男人拉起水桶，但没说话。

“你应该去看他的车。”一个女人用刺耳的嗓音从岸上叫道，或许那是个孩子，“他们把车拖到林子里了。”

林子距湖岸约一百码，杂生着小树和桦树。

“谁做的？”史迈利问，“谁把车拖到那里去的？”

无论刚才说话的是谁，这次都选择不再出声。老人把快艇划向防护堤。史迈利看着他接近，看着他把船尾靠在防护堤的阶梯上。史迈利毫不犹豫地爬上船去。老人在距“伊莎朵拉”船侧几桨之处拉他上艇。老人皱巴巴的嘴唇间夹着一根香烟，和眼睛一样，在他饱经风霜的脸上闪烁着非常不自然的邪恶光芒。

“从远地来？”老人问。

“我是他的一个朋友。”史迈利说。“伊莎朵拉”的梯子上满是铁锈与杂草，史迈利登上甲板时，露水湿滑。他找寻着生命的迹象，却一无所获。他找寻露水上的足印，徒劳无功。几条固定的钓鱼绳紧紧拴在生锈的栏杆上，垂入水中，但可能已悬在此几个星期了。他侧耳倾听，又隐隐约约地听见乐团音乐缓慢的曲调。从岸上传来？或从远处？两者皆非。音乐从他脚底下传来，仿佛有人正播放三十年代的七十八转唱片。

他往下看，只见老人斜倚在快艇上，鸭舌帽盖住眼睛，手跟着音乐打着节拍。他试试舱门，门已上锁，但看来并不牢固，没什么是牢固的。他在甲板上逡巡，找到一支生锈的螺丝起子，充当铁锹。他把螺丝起子钻进缝隙，前后旋转，然后，出乎意料的，整扇门都掉了下来，门框、铰链、锁，连同其他的一切，都像爆炸一样轰然落下，锈蚀的材料掀起一阵红色烟尘。一只硕大的昆虫猛然撞上他的脸颊，并怪异地长长叮了他一口，让他怀疑那是一只蜜蜂。舱房里一片漆黑，但音乐变得更大声了。他站在梯子顶端，尽管背后有日光，但底下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他按下电灯开关，坏了。他往回走，对快艇上的老人说：“火柴！”

有那么一会儿，史迈利几乎要发脾气了。那顶鸭舌帽一动也不动，仍未停止指挥。他放声大叫，这一次，一盒火柴躺在他脚边。他拿起火柴，走进舱房，点亮一根，看见一架电力耗竭的晶体管收音机，正以仅余的电力播送音乐。在一片狼藉之中，这是惟一保持原貌，惟一维持运作的东西。

火柴烧尽了。他拉开窗帘，但靠岸的那一侧没拉开，然后点亮第二根火柴。他不希望老人看进舱里。在灰蒙蒙的侧光里，莱比锡竟然像柯列兹奇玛先生所拍摄的那张照片中的身影一样可笑。他全身赤裸，躺在他们捆绑他的地方，然而，身旁没有女郎，也没有基洛夫。那张斧劈的图卢兹-洛特雷克面孔，虽然因淤伤而变黑，且嘴里还塞着几捆绳索，但仍有棱有角、轮廓分明，如同史迈利记忆中生前的模样。他们严刑拷打他时，一定是利用音乐掩饰噪音的。但他怀疑音乐声是否足以掩盖。他继续盯着收音机作为参考的要点，探查一个必须用耳力与眼力细心追溯的东西，而在火柴熄灭前，是不可能探查完尸体的。日本货，他注意到。很奇怪。他觉得这实在是太怪异了。技艺精湛的德国人竟然买日本收音机，岂不怪哉。不知道日本人是否会受宠若惊。满心疑惑的他愤然催促自己，就让自己全神贯注在高度工业化国家间物品交换的这种有趣经济现象吧。

史迈利一面盯着收音机，一面扶起一张折叠凳坐了上去。缓缓地，他把目光转回莱比锡脸上。有些死者的脸，会有麻醉病人那种呆滞甚至是愚蠢的模样。有的则是在生前的多重身份中，让某一种情绪永远定格——是个情人，是个父亲，是个汽车驾驶员，是个桥牌玩家，或是个暴君。有些死者，像瓦拉狄米尔，什么都没留下。但莱比锡的脸，即使没有绳索捆绑，仍然有着情绪，那是愤怒：因痛苦而激化的愤怒，转而为狂暴；在身体失去气力之时，愤怒却愈益加深，充满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