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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人说出自己要说的话，自己的心里话。没有一个人的行为是宽容的、热情的、自然的。最后气氛变得很令人讨厌。我能看出主人和他的妻子真的热爱希腊，但是话噎在喉咙里就是说不出来。批评家对李维斯[107]发表了一番颇有见地的评论，后来又对他破口大骂，把自己的一番高论给毁坏了。我们全都一样，我几乎什么话也没说，但这并不能说明我就清白些或者更少受制于人。故国、女王、公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标准口音，像我们这样的人，一个个道貌岸然，围绕桌子站立，像秘密警察，随时准备对任何明智的欧洲人道主义表现加以镇压。

典型的症状是在讲话中使用的人称一概都是“某人”——某人的观点、某人的朋友、某人的仆人、某人喜爱的作家、某人在希腊的旅行，直至可怕的英国资产阶级复仇之神等。“某人”就像被煤烟熏黑的一个存疑符号，整个晚上都占着主导地位。

我和批评家一起返回旅馆，一路上痛苦慌乱地回忆起弗雷泽斯充满希望的孤寂，回忆起我所遭受的损失。

“文化委员会的这些人实在太讨厌了，”他说，“但是也难怪，生存手段呗。”他没有走进我的房间。他说他要漫步去雅典卫城，但是实际上他却走向扎皮翁公园，那里有大群乡下孩子，他们挣扎在饥饿线上，到雅典来出卖自己单薄的体力换碗饭吃。

我到一个酒吧间去，坐下来喝了一大杯白兰地。我感到很沮丧，无法面对不得不回英国去的现实。我过的是流亡生活，永远的流亡，不管我是否住在那里。流亡的事实我可以忍受，但是流亡的孤寂我无法忍受。

我回到旅馆房间时大约十二点半。雅典夏天的夜晚依旧闷热难当。我刚脱光衣服，打开淋浴头，床头的电话铃响了。我光着身子去接电话，想着可能是批评家打来的，他在扎皮翁公园大概并不尽兴，想找个目标来谈谈那些没完没了的作家名字。

“喂。”

“欧夫先生[108]。”是旅馆服务总台夜间接待员的声音，“有你的电话。”

咔嗒声。

“喂？”

“噢，是于尔菲先生吗？”是男人的声音，我听不出是谁。希腊语，但音调很好听。

“我是。你是谁？”

“请你看看窗外好吗？”

咔嗒声。静默。我对着话筒急促地呼唤，可是毫无结果。对方把电话挂了。我从床上抓了一件晨衣，关了灯，跑到窗口。

我三楼房间的窗口外有一条小街。

对面停着一辆黄色出租车，车后部朝我这边，在坡地上微微倾斜。这是正常现象，旅馆叫来的出租车总是停在那里等。有一个穿白衬衫的男人从街道对面迅速走去，经过出租车。他刚好在我窗口底下穿过马路，看不出他有什么奇异的地方。无人的街道、街灯、关闭的商店、黑暗的办公室，一辆出租车。那人消失了。这时才出现了一点动静。

在我窗户底下的正对面有一盏街灯，安装在商店拱廊入口处的墙壁上。因为角度不对，我看不到拱廊的后面。

一个女孩子出来了。

出租车发动起来。

她知道我在哪里。她走到人行道的边缘上，抬起头来看我的窗口，小小的个子，仿佛没有什么变化但又有所变化。灯光照在她的棕色手臂上，但是她的脸在阴影里。黑连衣裙、黑鞋子，左手提着一只小小的黑色夜用手提包。像妓女常出现的情形一样，她从阴影里走出来；也像罗伯特·福克斯。她没有表情，只是抬起头来看我。持续时间很短，十五秒钟就结束了。出租车突然倒退到她面前。有人打开车门，她迅速钻进车去。出租车猛然开动，速度很快，到街道尽头处，汽车轮子发出尖厉的吱吱叫声。

一块水晶跌得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