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在二〇五教室复活 16

我在学习。这个来自利默里克小巷、心怀羡慕的爱尔兰人，我，和同自己一样的第一代、第二代移民打交道。我也和中产阶级、中上阶层来往，却发出一阵嗤笑。我本不想嗤笑，但积习难改。那是愤恨，而不是愤怒。就是愤恨。我拒绝和中产阶级有关的东西——它太热，太冷，不是我喜欢的牙膏。在美国生活三十年后，我仍然很高兴能在沐浴后打开电灯，或者伸手去拿毛巾。我正在读一本书，说的是一个叫克里希那穆提的人。和那些从印度蜂拥而来、手捧装着百万家财的锡杯的人不同，他不把自己看成精神领袖。我就喜欢他这一点。他拒绝成为领袖或智者之类的人物。他告诉你，向你暗示：宝贝，最终你要自立。有一篇梭罗写的令人恐惧的散文，题目叫“散步”。在文章中，他说当你出门散步时，你应该如此自由、如此不受妨碍，以至于你永远不需要回到出发地。你就一直走，因为你是自由的。我曾让孩子们读这篇散文，他们说：噢，不，他们绝不会这么做。就这么一路走下去？你在开玩笑吧？这很奇怪，因为我曾对他们讲过四处流浪的凯鲁亚克和金斯堡，他们认为，在三千英里的旅程中享受自由、大麻、女人和美酒，那真是棒极了。当我和那些孩子讲话时，我也在和自己讲：我们的相同之处就是急迫性。上帝，我已经人到中年，才刚刚发现中等智力的美国人在二十岁时就知道的东西。大部分的伪装已经卸下，我可以呼吸了。

孩子们在他们的作文和课堂讨论中畅所欲言，而我经历了一趟美国家庭生活的书面旅行，足迹遍及东部城镇住房到唐人街经济公寓。那是一幕关于定居者和新移民的露天历史剧，到处都有恶势力和邪念。

菲利斯描述了尼尔·阿姆斯特朗登月那晚，他们一家如何聚会，如何在放有电视机的客厅和濒死的父亲睡的卧室之间来回穿梭。他们既担心父亲，又不想错过观看登月。菲利斯说母亲叫她去看阿姆斯特朗登月时，她正陪着父亲。她跑到客厅，每个人都在欢呼拥抱，直到她觉得事情不对，跑到卧室，却发现父亲已经去世。她没有惊呼，也没有哭泣，她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回到客厅向欢乐的人们报告父亲去世的消息。

现在，站在教室前面的她哭了。她本可以回到前排的座位上，我也希望她能这么做，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走到她跟前，伸出左手搂着她，但那还不够。我一把拉过她，双手抱住，让她靠着我的肩膀哭泣。所有人都泪眼汪汪，直到有人喊道：好样的，菲利斯。一两个人鼓起掌来，接着全班同学都鼓掌欢呼起来。菲利斯转身面对他们，泪流满面的她破涕为笑。当我让她回到座位上时，她转过身摸了摸我的脸颊。我想，摸我的脸，这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但是我会永远记得菲利斯、她过世的父亲和月球上的阿姆斯特朗。

听着！你们在听吗？你们没在听。我在和这个班上可能对写作感兴趣的你们当中的几个人讲话。

在生命的每一刻，你们都在写作。甚至在梦中，你们也在写作。行走在这所学校的走廊时，你们遇到各种各样的人，你们在脑海中兴奋地写作。校长在那边。你们得作出决定，一个问候的决定。你们要点头，还是微笑？你们要说，早上好，鲍梅尔先生，还是简单地说，嗨？你们看见不喜欢的人，脑海中又开始兴奋地写作，又得作决定。转过头去，还是边走边凝视？点下头，还是从牙缝里挤出个嗨？你们看见喜欢的人，你们热情而温柔地说声嗨，这声嗨让人想起船桨的划水声、激昂的小提琴和月光下闪亮的双眼。有好多种说嗨的方法：从牙缝里挤出、用颤音发出、怒气冲冲地说出、唱出、大声喝出、笑出、咳出。在楼道里简单一走就要求你们在脑海中写出段落、句子，作出许许多多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