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禅和西方(第2/11页)

在禅这一学说中有一种深刻的反理智的基本立场,这就是坚定地接受直觉的生活,不想在生活之上再加上解释,这些解释反而会使生活死板,会扼杀生活,会妨碍我们自由地、在其正面的断续性中理解生活。也许我们使用了一个正确的词。断续性在科学当中也像在普通关系中一样,就是我们的时代的属性:西方现代文化最终粉碎了连续性、普遍规律、因果关系、现象的可预见性等等传统概念。总之,它不再去确立一些试图将复杂的世界用简单和确定的词汇概括起来的普遍公式。一些新的概念进入了当代语言当中:含糊性、不确定性、可能性、或然性。将所有的草都打成一捆,像我们所做的那样,把当代文化的很多很不相同的部门中产生的思想同它们的明确的、确切的词义混为一谈,是很危险的。但是,这样的说法可能是含糊的,有人会不加怀疑地认为它是正确的,这一事实意味着,当代文化的所有这些因素是由一种基本的思想统一起来的,这就是,过去关于宇宙有序和不可变的观念在当代世界最多也不过是一种怀旧,宇宙已经不再是我们的宇宙。因此——这还需要说吗?——就出现了危机这一问题,因为需要的是一种牢固的道义结构和对人的可能性的极端的信任,以便能轻易地接受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引进最终的秩序模式是不可能的。

有人突然之间遇上了禅,这种学说的久远使它具有权威性。它教导我们:宇宙、所有的一切是变化不定的,是不确定的,是不可捉摸的,是似是而非的;事件的有序性是我们的僵化的智力的幻想,将它确定为、固定为规律的每一种企图都是白费力气……但是,它的极端的智慧、它的确定无疑的高明之处也正在于,它能深刻了解和高兴地接受这样的局面;人的永恒的危机之产生,并不是因为他必须确认世界而又不可能做到,而是因为,他要确认世界,而他不应该这样做。大乘佛教广泛传播,禅认为神存在于所有的事物的深刻的多样性中,极乐并非在于摆脱川流不息的生活进入万般皆空的涅槃无意识状态,而是在于接受所有的事物,在于在个体中看到整体的无限广阔,在于感受所在的这个变化多端的世界的幸福。西方人在禅中看到了这样的呼吁:接受一切,放弃理性模式,只进行同生活直接接触的活动。

因此,现在在美国有一种区分:垮掉的禅和方形的禅。方形禅就是“方形的”、规则的、正统的禅,模模糊糊发现自己找到了一种信仰、一种规范、一种“拯救”之路的人信奉这种禅。(在美国还有很多不安的、思绪纷乱的、希望寻求出路的人,他们愿意从比如“基督教科学”走向“拯救军”,现在,为什么不走向禅。)在日本大师们的指引下,人们开始参加真正的精神训练课程,开始学习“打坐”的技法,冥思默想,均匀地呼吸,这样度过好几个小时,像一些大师教导的那样,通过这些求的是改变自己的笛卡尔式的立场,同时默念说:“我呼吸,我活着。”“垮掉的禅”则是这样一种禅,旧金山集团的嬉皮士、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弗林格蒂(Ferling hetti)、金兹伯格(Gin sberg)等人的信徒们把禅作为一杆大旗,在观念和逻辑(而且是非逻辑)上把禅当作某种诗的指路明灯,当作拒绝美国生活之路的有效模式;垮掉的一代求助于现世的秩序,不再设法改变这种秩序,而是把它放到一边,“在主体的经验中而不是在客体的成果中寻求生活的意义”。[2]垮掉的一代将禅作为提升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的个性的手段:正如哈罗德·E. 麦卡锡在关于铃木贞太郎(Suzuki)思想[3]中的“自然”和“非自然”的一篇文章中所说的,他们痛快地接受了这位日本大师的某些说法,因此认为社会组织的原则和方式是不自然的。这种自然主义启发了接受过某种自然主义类型的教育的一代人,在垮掉的一代中没有一个人想到了这样一个事实:禅并不彻底拒绝社会,只是拒绝随大流的社会,以寻求一种自然的社会,其关系建立在自由地、高兴地参与的基础之上,每个人都把别人当作同一个普世整体的一部分。他们没有发现,他们所做的只不过是接受了东方的迎合主流这样的外来方式,垮掉的一代的预言家们把禅当作一面旗帜,用来为他们的夜间宗教游行辩护,为他们的祝圣的放纵行为辩护。杰克·凯鲁亚克说: